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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特稿丨英国如何变得和密西西比州一样贫穷

微信公众号 2026年08月20日 0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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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一个自我破坏的案例研究。

# How Britain Became as Poor as Mississippi

一个自我破坏的案例研究。

本文刊登于2026年7月的《大西洋月刊》印刷版。作者：伊德里斯·卡伦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他曾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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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Joan Wong

是谁毁了英国？总得有人——或者某种力量——对此负有责任。过去18年，足够让整整一代人迷失方向、成长起来，却只换来了停滞不前与普遍的幻灭。2007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国正处于其后帝国时代的巅峰。家庭收入中位数刚刚超过德国。英镑兑美元汇率一度突破2美元大关，而伦敦甚至可以说正在取代纽约，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中心。

但自那以后，英国便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如今，该国的人均产出仅略高于美国最贫困的密西西比州——而这一微弱优势，还得益于伦敦的贡献。在首都以外、游客罕至的地区，生活水平甚至远低于密西西比州。前往美国的英国游客会发现，英镑汇率已大幅贬值，如今仅能兑换约1.35美元。英国的工资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德国、法国、荷兰和丹麦；若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英国工资几乎毫无增长。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未来十年内，波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将与英国普通民众持平。

一代之前，英国还是全球主要大国；而如今，它却沦为一个中等强国，深陷僵化之困。税收水平已达到二战以来最高点，但公共服务却每况愈下。被誉为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国家基石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目前积压了600万名患者——这一数字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正等待着治疗。如今，该医疗体系在处理产科医疗事故索赔上花费的资金，甚至超过了实际提供产科护理的开支。许多英国人既无法预约到公立牙医的诊疗服务，也负担不起私人牙医的费用；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竟然有十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动手做牙齿护理，极端情况下甚至自行拔牙或用胶水将断裂的牙冠重新粘合起来。

收入低得令人震惊：最近，初级医生因薪资问题——他们的起薪仅为3.88万英镑——在三年内第15次举行罢工；而英国公务员的平均薪资中位数为3.568万英镑。4月，在伊朗冲突期间，《每日邮报》抓住机会，抨击首相基尔·斯塔默前往西班牙瓦伦西亚度假，该报称他入住的是一家豪华酒店，每晚房价高达200英镑。

英国一些人将当前困境归咎于霉运——2008年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引发的能源危机。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挑战。真正让英国与众不同的，是其面对这些乃至更多问题时所采取的自我破坏式应对。脱欧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但绝非唯一一例。自金融危机刚过之后，一系列糟糕的决策便催生了更糟糕的决策。随着公众日益失望，政界人士频繁更迭，他们刚刚启动的政策往往被突然叫停。自2010年大选以来，已有六位不同首相先后执政。然而，这些首相似乎并未随时间推移变得更有能力。就在斯塔默领导的工党上台不到两年之际，他的净支持率已暴跌至负42个百分点。

该国的下滑趋势在一点上始终如一：随着英国日益意识到自身实力的衰退，它也愈发彻底地退缩到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中。政治变得零和博弈，演变成一场场关于谁偷走了谁的争斗。尤其令人警惕的是，移民成了众矢之的，两大政党都转而反对他们。尽管如此，英国依然保留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英国例外论”情结——这种情结比美国版更为低调、更为内敛，暗示着通过向内退守，英国能够再次实现伟大复兴。令人震惊——或者或许也在意料之中——的是，随着国家问题的加剧，这种“英国例外论”反而愈益强劲。

公平地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尤为沉重。在20世纪90年代，保守党与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都做出了同样的押注：英国将转型为后工业、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并以金融业为支柱。来自蓬勃发展的伦敦的税收收入将被重新分配至昔日工业重镇中那些发展滞后的地区，以助力这些地区实现复兴。然而，2008年危机来袭，伦敦的金融业一落千丈。

然而，危机期间及之后政府的举措却加剧了损害。与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所建议的通过增加支出以提振低迷需求的做法相反，当时由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领导的政府选择在收入骤降之际大幅削减预算。其理论是：实行财政纪律——即比其他英国同行更大幅度地削减开支——将提振市场信心并推动经济增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赤字和债务是不道德的；与挥霍无度的希腊不同，英国将审慎管理自身事务。

承诺的增长并未实现，而紧缩政策留下的伤痕至今仍未消退。例如，尽管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日常运营的资金得以维持，却只能通过削减资本预算来勉强维系。2024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由于实施紧缩政策，英国如今面临“建筑破败不堪、精神卫生患者被安置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式牢房中，牢房内虫害肆虐，17名男子共用两间淋浴间，还有部分NHS设施甚至只能临时搭建在破旧的活动板房里。”

在福利补贴的紧缩性削减措施生效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即童年一半或以上时间——的儿童比例从约14%飙升至23%。营养状况似乎恶化，医生们报告称，因维生素缺乏引发的疾病病例增加，例如佝偻病和坏血病。

被称为“议会”的地方政府从2010年至2020年从中央政府获得的拨款下降了40%。2023年，负责超过100万居民的伯明翰市议会实际上宣布破产。在五年内，全英三分之一的议会可能也会步其后尘。

紧缩政策对那些在去工业化后本已苦不堪言的人们打击最为沉重。福利国家曾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全球化中的失利者。然而，当福利国家突然大幅缩减——因为“宇宙主宰者”们犯了错——愤怒便如火山般喷发，既指向英国精英阶层，也向外蔓延至欧洲移民。正是出于这种政治压力，卡梅伦做出了另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决定：于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这其实是一场豪赌；卡梅伦原本预计投票会失败。他并不想退出欧盟，但他希望遏制像奈杰尔·法拉奇这样的人物崛起——这位英国政坛的老顽固几十年来一直鼓吹英国脱离欧盟。那些被抛在后面、尤其深受紧缩政策伤害的地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脱欧。公投落败后的第二天早晨，卡梅伦宣布辞职，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政治动荡期，而这场动荡至今仍未见尽头。

达成正式的脱欧协议，英国与欧盟历经了近四年的谈判。即便如此，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仍给英国企业带来了沉重打击。2018年——即鲍里斯·约翰逊出任首相前一年——一位欧洲外交官曾就这些不利影响向他提问。他回答道：“去他妈的商业吧！”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近期由五位经济学家撰写的《脱欧的经济影响》一文测算指出，脱欧导致企业投资下降了12%至18%，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分别下滑了约3%至4%，最令人震惊的是，人均GDP竟下降了6%至8%——这一降幅是此前估算的两倍。这些损害并非立即显现，而是像紧缩政策一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累积起来。

在伦敦以外地区，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所造成的后果已不容忽视。位于西米德兰兹地区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距伦敦约150英里之北，曾是英国乃至很可能也是全球的陶瓷之都。该地地质条件得天独厚，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黏土矿藏；其生产的陶瓷制品通过运河运至利物浦，再出口到世界各地。整个区域因此得名“陶器区”。斯托克曾拥有约2000座瓶窑——那些巨大而圆润的窑炉，正是用来烧制韦奇伍德等公司出品的瓷器的。

如今，仅存47家；该行业从业人员约5000人——而1984年这一数字曾高达约30万人。由于英国能源成本高得惊人，这一数字仍在持续下降。北海油田开采量锐减，加之未能加大对替代能源的投资，使英国不得不依赖进口能源，这给消费者和工业都带来了沉重负担。从2004年到2024年，英国企业的电力成本翻了三倍多（即便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仍如此），目前已成为全球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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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顿档案馆/盖蒂

约1948年，位于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瓶窑，用于制造餐具及其他陶器。

3月，我参观了米德尔波特陶器厂——这家陶瓷工厂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唯一一家持续运营至今的陶瓷企业。一位和蔼可亲的年长导游菲尔·诺特带我四处参观，向我介绍这家企业为查尔斯三世国王私人宅邸供应的各类陶瓷与餐具。每当我们走进一间房间，他都会先向大家介绍我：“这位先生来自华盛顿，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陶瓷行业的文章。” 尽管这家工厂曾经雇佣过约400名工人，如今却仅剩下18人。如今，米德尔波特改用小型燃气窑炉，但其最后一座瓶窑（过去曾有七座）仍静静地矗立在厂外，成为一段逝去岁月的遗迹。沿着窑炉的外壁——昔日热气、烟雾与灰烬曾从这里逸出的地方——如今已有小树和植物在这一沉寂的建筑中生根发芽。

斯托克的去工业化进程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时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推行了她的“供给侧”革命，重点强调私有化并削弱工会力量。这一举措确实改善了英国的整体经济状况，却并未惠及全国所有地区。撒切尔主义对斯托克造成了沉重打击，导致众多工厂、钢铁厂和矿场纷纷关闭。经营慈善机构“斯托克-特伦特志愿行动”的丽莎·希林斯在年少时亲历了那段岁月。VAST与多家慈善机构组成网络，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职业培训和心理咨询等服务。然而，这个团体正奋力对抗着经济发展的重力。“如今，几乎已经到了第三代人了，”希林斯告诉我，“他们的父母曾失业，祖父母也曾失业，而他们自己也看不到任何未来，只能靠领取福利金度日，继续处于失业状态。”

紧缩政策对斯托克等地尤为残酷，那里已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依赖政府福利。斯托克每五个孩子中就有两个生活在贫困中，这一比例在英国名列前茅；2022年，该市的婴儿死亡率更是位居全国最高之列。

自本世纪初以来，历届政府都曾试图纠正一些根本性问题，但大多以失败告终。2003年，布莱尔的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启动了一项名为“探路者”的政策，旨在拆除并重建斯托克等后工业地区的老旧住房。然而，卡梅伦政府于2010年突然撤销了这项政策的资金支持，致使许多已拆除却尚未动工的地块成了空荡荡的破败景象。2019年，约翰逊承诺推出一项名为“全面提升”的新经济振兴计划，声称将“回应被遗忘的民众和那些被抛在后面的小城镇的呼声”。但直到三年之后、就在约翰逊辞职前几个月，该计划才终于公布了些许具体细节。与紧缩政策下地方政府所获得的支持相比，这笔资金可谓微不足道。

正是在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伦敦和布鲁塞尔的不满情绪最为强烈。在2016年的公投中，69%的居民投票支持脱离欧盟——这一比例在全国各城市中位居榜首。此后，斯托克被冠以“脱欧之都”的称号。

我从伦敦北上的火车，和许多列车一样，严重晚点——这次是因为一节前车厢的某个面板松动了。“希望它能撑到我们抵达曼彻斯特吧，”列车长宣布道。这一消息让我像那块松动的面板一样，一时手足无措，但似乎并未对我的其他乘客造成任何明显影响。尽管通常美国人不该对其他国家的铁路服务评头论足，但这起事件却再次提醒我们：英国的铁路状况已每况愈下。

近期，该国的转型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速2号”铁路——一条旨在连接伦敦与伯明翰、利兹和曼彻斯特的超高速铁路。然而，自2009年提出HS2项目以来，其成本已翻了两倍多，超过1000亿英镑。这条铁路已成为全球造价最高的铁路。（为保护白金汉郡铁路沿线一种珍稀蝙蝠物种而修建的一座特殊设施，竟需申请8000份许可，建造成本高达2.16亿英镑。）目前，原定路线中最重要的几段已被砍掉。如今，仅剩的这段线路——从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往略显偏远的伦敦——预计可能在2040年前完工。

在伯明翰，一位名叫杰里·莫伊尼汉的当地人陪我从市中心步行至荒凉的HS2终点站。莫伊尼汉是一位和蔼可亲、满头白发的前律师，他性格有些忧郁，常常把精力集中在家乡的种种难题上。他迫切地想向我展示这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指着一片名为史密斯菲尔德的大片空地——那里曾是食品批发商的仓库所在地，如今却已荒废多年。我们沿途经过了几家电影制片厂，它们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些颇具潜力的企业。莫伊尼汉承认，这些企业的存在确实给他的那句老话——“我在这座城市里看不到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带来了一些挑战。不过，他随即又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道路上那些巨大的坑洞：这些坑洞深得惊人，甚至能隐约看到下面维多利亚时代的鹅卵石路面；还有那些堆放在空地上的垃圾；以及被随意丢弃的超大号一氧化二氮钢瓶包装箱——这种气体在伯明翰经常遭到滥用。

为了前往HS2的终点站——柯尔尊街车站，莫伊尼汉和我沿着一条曾计划延伸至伯明翰的地铁铁路线路前行。这条线路本身也饱受延误和成本超支之苦，堪称HS2灾难的局部缩影。我看到履带式起重机和挖掘机正忙碌地作业；那些巨大的Y形桥墩，或许在十年后才能真正托起高速铁路，此刻却彼此分离、孤立无援。HS2的工期一再拖延，以至于位于终点站附近的两座迅速建成的大楼如今也显得荒废破败，亟待拆除。“如果你是个开发商，凭什么会在这里投资呢？唯一的理由就是HS2，可它如今已奄奄一息了，”莫伊尼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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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无论是建设基础设施还是其他任何项目，几乎都已变得难上加难。除了拥有全球造价最高的（尚未建成的）铁路外，英国还建有全球造价最高的（尚未建成的）核电站——欣克利角C核电站。该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长达31,401页；电站还将配备一座价值7亿英镑的“鱼类迪斯科”，通过水下脉动声波驱赶动物远离取水管道。政府耗时32年、投入1.79亿英镑，规划了一条穿越巨石阵下方的隧道以缓解交通压力，却在今年正式宣布放弃这一计划。甚至连获取电力这类基本任务，也堪称一场噩梦。“在英国，你可能要等上五年之久，才能让一项耗能巨大的项目接入电网，”《正在进行的工作》杂志的创始编辑萨姆·鲍曼告诉我。这些失败全都是自我造成的。按理说，议会本应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处理这些问题——然而，与其运用这种权力直面英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议会却选择用无数否决权、繁复的程序以及无休止的审查，将国家牢牢束缚住。

英国面临的住房危机远比美国严重。甚至不能将这一问题归咎于分区规划，因为英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分区管理制度。相反，每一次建房尝试都不得不与地方政府委员会和“邻避”居民进行痛苦而临时性的协商。结果，英国每平方英尺的住房成本位居欧洲前列。正如一份报告所言：“我们的住房存量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性价比最差。”法国的人口规模与英国大致相当，但房屋数量却多了近50%。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住房建设速度非但没有加快，反而持续下滑。

英国的住房问题并不仅限于边缘地区。在伦敦，2024年售出的典型房屋价格是当地居民平均收入的11倍。尽管伦敦依然是全球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但它同样陷入停滞——自金融危机以来，该地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不变。即便如此，如今伦敦的生产力仍比包括斯托克和伯明翰在内的西米德兰兹地区高出近50%。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安娜·斯坦斯伯里告诉我，英格兰东南部——即伦敦所在的区域——与英国其他地区的差距，堪比西德与东德之间的差距。从区域角度来看，过去二十年来的问题实质上在于：伦敦几乎未见增长，而英国其他中小城市却依然远远落后于它。

英国普遍陷入低迷的格局中也有一些例外：牛津和剑桥作为几个世纪以来全球科学领域的领军者，如今正姗姗来迟地成为初创企业的聚集地。不过，它们距离伦敦很近，也难逃伦敦的住房困境。我在伦敦以外访问过的最乐观的地方是曼彻斯特——这里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稳定地是英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曼彻斯特市中心几乎完全空无一人；而如今，这里大约生活着10万人。下班后，如果你走进城里的酒吧，就会明显听到浓重的南方口音：2024年，移居曼彻斯特的伦敦人数量超过了迁往伦敦的曼彻斯特人。

曼彻斯特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从混乱不堪的伦敦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自2011年开始的一项权力下放试验中，伦敦赋予了这座城市更多关于税收和交通的管理权限。公交网络已纳入公共管理，同时，一个规模达10亿英镑的本地“良好增长基金”也应运而生，用于在全市范围内分配投资。得益于此，曼彻斯特如今更能自主地规划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向。“你无法自上而下地强行推动经济增长，”自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安迪·伯纳姆告诉我，“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里，英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

许多工党支持者希望由伯纳姆而非倒霉的斯塔默出任首相。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伯纳姆首先得重返议会——他此前曾在议会服务长达16年。今年1月，大曼彻斯特地区出现一个议席空缺，他试图重新当选，却遭到了斯塔默盟友的阻挠。这些盟友不愿推举一位潜在的竞争对手（此人已被戏称为“北方之王”）。到了5月，斯塔默的权力根基进一步动摇，曼彻斯特另一选区马克菲尔德的一名工党议员主动辞职，为伯纳姆提供了挑战党魁的另一条途径。这一次，他将不会再受到阻拦。

然而，伯纳姆通往权力的道路并非稳操胜券。即便是曼彻斯特，也未能幸免于全国范围内的反建制情绪。在梅克菲尔德，最近的选举中，绿党表现显著提升——这个在英国方兴未艾的民粹主义左翼政党正迅速崛起。绿党的领导人是扎克·波兰斯基，他曾是一名催眠治疗师，自称“生态民粹主义者”，他主张将毒品合法化并征收财富税。不过，表现最为亮眼的当属改革党——这个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崛起速度甚至比绿党还要迅猛。

这两个政党曾一度被边缘化于英国政坛，但在近期的全国民调中表现极为出色。事实上，改革党已连续数月在民调中领先于其他所有政党——这是四十多年来首次出现保守党和工党均未居于首位的局面。无论工党内谁接替斯塔默（假设他辞职），英国都必须在未来三年内举行另一次大选。在这次选举之后，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首相的人选正是改革党的领袖——他的名字叫奈杰尔·法拉奇。

当初推动英国脱欧的始作俑者，如今竟有可能成为首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法拉奇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他对“谁毁了英国？”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答案：那些不负责任的精英、无能的公务员以及不受欢迎的移民。即便这个国家的问题超出了他的解决能力，他至少还能承诺让这些罪魁祸首付出代价。

我是在三月份见到法拉奇的，就在他即将登上位于米尔顿凯恩斯一场竞选集会的讲台之前。米尔顿凯恩斯是伦敦郊外的一座通勤小镇，最出名的便是那里众多的环形交叉路口。当时，他和他的这群志趣相投的反叛者正在全国各地巡回宣传，为五月份的地方选举做准备。在那次选举中，改革党将赢得约1400个市镇议会席位——占所有竞争席位的30%；而工党则将失去约1400个席位，保守党则大约损失500个席位。法拉奇一如既往地充满气势：身着西装，系着一条粉紫相间的领带，与衬衫搭配得一丝不苟，脚上还穿着他标志性的英联邦旗图案袜子。当他身体前倾时，我闻到了一股烟草味，或许还隐约夹杂着他那经常被拍到手握的半品脱啤酒的淡淡酒香。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一旦当选，他将如何从“深层国家”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其用于实现人民的意愿。“我们必须确保在公务员队伍中，那些并非故意阻挠工作的人员能够留任，”他说，“我们的政府不会像特朗普第一任期那样，一开始还不确定该如何行使权力；相反，我们会像他的第二任期一样，一上任就已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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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考特／盖蒂

奈杰尔·法拉奇4月在罗姆福德进行竞选活动。他的改革党在全国民调中一路飙升。

有数百人前来聆听法拉奇的演讲。与我以往所熟悉的美国政治集会相比，英国的政治集会要文明得多：人们在活动开始前喝上几品脱啤酒，活动期间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结束后则井然有序地排队离场。当所有人都就座后，法拉奇开始了他的演讲，整场演讲充斥着一种衰败主义的调子。“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失败时期；从经济上看，我们正一落千丈，”他说道。当前及近期的所有政界领袖都难辞其咎。保守党推进脱欧的步伐过于迟缓，却依然放任大规模移民涌入，还签署了净零排放的承诺。工党则因对伊朗战争反应软弱、整体举棋不定，致使英国在国际舞台上蒙羞。信息再明确不过：唯有法拉奇才能扭转乾坤。

法拉奇通过削弱政府职能和推进宪法改革以巩固权力的计划已详尽披露。对公务员队伍的削减不仅停留在笼统的承诺层面；改革党盟友正在讨论一份“2025年计划”式的、逐部门细化的路线图。那些曾制约中央政府权力的准宪法性法律，例如1998年的《人权法案》和2010年的《平等法案》，都将被重新起草。同样面临重修的还有2008年的《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确立了英国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去年投奔改革党的保守党议员丹尼·克鲁格如今已成为该党智囊团的一员。他告诉我，要解决国家当前的问题，首先必须恢复议会主权。这意味着要限制独立政府机构主导政策的能力，以及法院对议会立法行使司法审查的权力。

议会拥有更大权力确实有助于推动必要的改革。法律条文的日益繁杂，正是导致该国难以兴建住房、基础设施和发展工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经过数十年向欧盟委员会授权之后，议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已日渐萎缩。即便在脱欧之后，政治阶层中仍普遍存在一种“习得性无助”现象。前保守党政治顾问、现供职于繁荣研究所的弗雷德·德福萨尔告诉我。如果法拉奇当选，或许这种局面将有所改观。然而，脱欧已经证明，单纯地大张旗鼓地宣示主权，并不足以确保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做法甚至可能自伤其身。

关于法拉奇将如何让英国重拾在富裕国家中的地位、为国民重塑机遇感的诸多细节，目前仍模糊不清。我问他，究竟该如何推动那种强劲的经济增长——这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未能实现的。他回答说，他本人及其未来的部长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与如今的那批官员截然不同，因此他们一定能做得更好。改革党承诺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和国家赤字，同时也会降低部分税率。法拉奇向我表示，对英国国家体制实施“休克疗法”是势在必行。“毫无疑问，国家规模必须缩小，而这注定会非常、非常艰难，”他说道，并补充道，他预计在公布削减福利待遇的计划时，将会引发抗议活动。“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最终只能破产。”

正因如此，改革党常常被指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紧缩政策，或是重新加热的撒切尔主义。然而，改革党最具体的经济主张却大多属于博取民意、并非撒切尔主义式的：降低燃油税、继续维持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在服务点免费提供医疗、以及保留“三重保障机制”——这一政策实际上确保了国家养老金的增长速度高于普通工资水平。

对艰难的经济抉择避而不谈，在选举上反而更具优势，尤其是在大选可能还要等上好几年的情况下。事实上，斯塔默在竞选期间正是采用了这一策略：他反复强调“增长”一词，仿佛念咒一般，却从未透露自己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他的政治资本终究昙花一现。改革党或许能上台执政，却很可能重蹈覆辙，陷入同样的困境。不过，就连那些与威斯敏斯特政坛关系密切、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的人士也告诉我，他们其实并不真正惧怕改革党的执政。在他们看来，改革党是唯一一支足够大胆、敢于对英国国家与经济根基进行重大结构性变革的政党。“认为某样东西坏了，并不意味着它就彻底无法修复，”改革党负责政策制定的剑桥神学教授詹姆斯·奥尔对我说，“但我们认为，越来越明显的是，只有我们这支政治力量才真正具备这样的机会。”

改革派公布的最详尽的计划涉及移民问题——这一议题引发选民愤怒的程度，与生活水平问题不相上下。保守党违背了他们的承诺：约翰逊曾承诺减少净移民流入，但其政策本意是为了加强医疗行业人员配置、稳定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的趋势，却导致超过300万非欧盟移民合法入境，如今他们已占到英国人口的五分之一。随后，首相里希·苏纳克艰难应对了15万多名乘小艇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移民涌入。就连现任工党政府也察觉到选民的强烈不满，郑重承诺将努力降低移民规模。

在移民问题上，法拉奇提出了最为鲜明的选择。他任命了扎伊·尤苏夫——一位富有的商人、斯里兰卡移民之子——来主导其移民政策议程。尤苏夫的主要政策主张是“恢复正义行动”，该计划呼吁将所有在英未经授权的移民驱逐出境（通过一个名为“英国驱逐指挥中心”的新机构，效仿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尤苏夫正是那种狂热而充满矛盾的皈依者，也是改革党及其他全球新右翼政党所津津乐道的人物：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却极力推动阻止教堂被改作清真寺。对于法拉奇而言，尤苏夫就如同史蒂芬·米勒之于唐纳德·特朗普——一位面容冷峻的本土主义倡导者，时刻关注着移民犯下的最新骇人罪行，并不断警告文明即将崩溃的危机。相比之下，法拉奇本人反倒显得温和而从容。“英国人民再也不会沦为自己国家里的二等公民了，”尤苏夫在我前往米尔顿凯恩斯会见法拉奇当晚的演讲中如此宣称，“在改革党执政下，英国议会将重新恢复至高无上的主权地位，伟大的英国人民的权利也将再次凌驾一切！”

鉴于人们对边境承诺屡屡落空的愤怒，改革党最明确的主张聚焦于限制移民，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一主张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是因为英国的经济困境也加剧了文化层面的日益脆弱。然而，单纯遏制移民并不太可能解决英国最深层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源自国内，而非外部输入。

每过一年令人失望，每项适得其反的政府政策都宣告失败，人们对英国特殊性的怀旧之情便愈发强烈。重返全球霸权已无可能。实现稳定或许可行，但前提条件是：英国下一届执政阶层必须做出过去二十年来各届政府未能做到的事——停止选择那种自毁式的道路。要遏制当前的衰落趋势，就必须正视一个严峻的现实。摧毁英国的，并非布鲁塞尔、厄运或银行家，而是英国人自己。要想修复英国，他们首先得停止进一步破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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