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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南順是一位曾在澳門工作的朝鮮女性，她和丈夫金大萬在70年代朝鮮經濟較好時來過北京探親。南順帶來了高級禮物，但在後來的幾次探親中，她對要求的物品越來越奢侈，讓家人感到厭煩。隨著朝鮮經濟惡化，南順和家人逐漸消失在他們的生活中。姥爺去世後，家人對南順的命運充滿疑惑和擔憂。最終，他們只能猜測南順和她的家人可能已經不在人世。

来源 | 历史资料

「一看就讓人覺得是歸國華僑似的。當時國內根本沒有那麼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憶說。

那個女人，正在和傳達室問權伍載的住址。

舅舅一聽是找爸爸，就拉她，說他帶她去找。舅舅介紹了自己，隨後才知道，這個中文已經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鮮姑姑」。

南順的突然來訪，震驚了全家。小姨趕緊去把當時正在外辦事的姥爺找回了家。

分別廿載，兄妹團聚。姥爺和南順一見到彼此，便喜極而泣，緊緊相擁。

「姥爺激動得嘴唇都發抖，」媽媽說。

南順還帶來了一個讓家人吃驚的消息：她竟是從澳門來，短暫路過北京，順便來看一看姥爺，一會兒還要回到朝鮮大使館去。她說，她是通過官方關係打聽到了姥爺被分配到了軍事博物館，然後找來的。南順只說她與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門，至於他們在朝鮮和澳門的具體工作，她並未多說。

比起姑姑為何從朝鮮跑到了澳門，更讓媽媽、小姨和舅舅三個孩子好奇、激動的，是姑姑帶來的高級禮物。

「姑姑一進門，就先把兜裡帶的五塊表掏出來了。她也沒帶包，全是從衣服兜裡掏出來的。一塊一塊都是用眼鏡布包的，用皮筋綁著，」小姨回憶說。

三個孩子打開一看，全是瑞士高級手錶。

姥爺的是一塊梅花(Titoni)全自動機械手錶，姥姥的是一塊梅花全自動機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塊精工(Seiko)全鋼全自動手錶，媽媽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塊瑞士的漆皮錶帶手錶。「我們都不認識那是什麼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說（後來媽媽和小姨的兩塊表因為那時家裡缺錢，次年被姥姥賣了，媽媽和小姨到現在都很傷心）。媽媽說，那時候大部分人都沒怎麼見過瑞士手錶，所以能戴上一塊是一件很讓人羨慕的事情，恨不得時時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來。

南順還帶了一塊那個年代在北京根本沒見過的力士(Lux)香皂。「那個香啊，特好聞，」小姨說。接著，南順又把脖子上的紗巾解了下來，也留下了。

戰後，朝鮮工業化進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時，朝鮮經濟明顯好於中國，朝鮮的生活，讓當時的中國人十分艷羨。

南順那次只匆匆呆了一個下午，簡單告訴了姥爺她家裡的基本情況。她說，她與金大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這段時間裡生了三女兩子，她和丈夫在澳門期間，她的孩子們都被允許在平壤的萬景台革命學院讀書，凡需出門，也有專車接送。這所軍事化管理的學院，只有對國家有傑出貢獻、擁有特殊榮譽人士的子女才有資格就讀。

南順離開時說要去北海，朝鮮使館的車一會兒會在那裡接她。媽媽和小姨放學後，正好送南順到附近的21路車站。媽媽說，她們至今都記得，「路上姑姑跟我們說，她去澳門之前在朝鮮培訓，什麼坦克、飛機，給她什麼她都能開。她還學過格鬥。她說她一個人打四個小夥子沒問題。然而南順依舊未向兩個侄女提及，她接受這些訓練，是準備做何工作。

軍事博物館站是21路的終點站，等車的人很多。輪到南順要上車時，車門突然關了。「結果她啪地一抓車門，刺溜一下一轉身兒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們都驚了，」媽媽說。

過了幾個月，姥爺陸續收到了南順的兩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廣州白雲賓館。信裡說，她的丈夫金大萬患病，在白雲賓館養病。隨信還寄來了一些他們夫婦在澳門的照片，和他們及子女在朝鮮的照片。

媽媽、小姨和舅舅說，南順那時寄來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著制服，看起來英姿颯爽。有些照片還是他們在遊樂場玩的場景。「當時羨慕得不得了，覺得他們生活得特高級，」媽媽說。

**神秘「權貴」**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爺突然接到了金大萬的一通電話，說他從澳門路過北京回朝鮮，當晚10點將造訪。

到了約定時間，姥姥讓媽媽下樓接姑父。媽媽一下樓，就看見一輛黑色奔馳轎車停在院門口的路口，車燈關著。司機下車繞到車後，先鞠了一躬，隨後打開了車門。一個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鋥亮、派頭很大的男人從車裡邁了出來。他，就是金大萬。

「姑父是那種老拿著勁兒的，對家裡的小輩兒都不太愛搭理，」舅舅說。

「他會說中國話，但是一句都不說，也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說。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來的姥爺和金大萬，高興地聊了整整一宿。據家人回憶，金大萬當時說，南順此時仍身在澳門。朝鮮派他和南順到澳門（具體派駐時間，家人記不清了），且他們需要自己謀得工作在那裡長住。南順在一個制衣廠做縫紉工，他是那裡的工頭。他說，他和南順都學了廣東話，他因有時需要來往東南亞國家，還學會了泰語。

媽媽、小姨和舅舅記得，當時曾看見姑父兜裡揣著好幾本不同國家的護照。

但關於他和南順的具體工作性質和內容，他始終未說明，南順日後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當時也是基於對姥爺的絕對信任，才蜻蜓點水地透露了這點滴信息。

金大萬第二天一早便離開了。離開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裡面的一件新的尼龍T恤衫送給了姥爺，穿了一件姥爺的舊衣服走了。

走前，他還和姥爺姥姥約定，那日白天在朝鮮大使館附近的日壇公園與姥姥再見一面——因為考慮到姥爺是軍人身份，不便在公開場合見這位朝鮮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單獨前往。

媽媽說，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樓。秒針剛到5點整，那輛黑色奔馳就來到了前晚的停車地點，帶著金大萬疾馳而去。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壇公園一個角落的亭子裡短暫會面，由媽媽在附近放風。金大萬給了姥姥一點美元，又給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單卡收錄機。

姥姥回憶，姥爺前晚聽到金大萬說他和南順在澳門工作、金大萬有時還需來往東南亞，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詳述工作內容，便立刻明白了「工頭」、「縫紉工」大概只是幌子，他們一定是從事朝鮮政府的祕密工作。姥姥說，姥爺本就是一個謹慎的人，加之經歷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便更加謹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們的工作性質後，即刻明白他們依紀律不能多說，便停止了追問。

姥爺有了這樣的懷疑之後，家人此後也都明白了不應該再打聽他們當時的經歷。

神秘、傲氣的金大萬，之後便返回了朝鮮。家人數年後才得知，他因健康情況惡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裡院後就一直留在那裡治病，無法再執行外派任務。南順隨後便也從澳門回到了沙裡院。他和丈夫的巔峰時代，就此結束。而我們則從未料想到他們此後的人生轉折。

在鴨綠江這一頭，那個物質條件匱乏的年代裡，姥爺一家人對南順夫婦的贈予念念不忘，心懷感激。姥爺的三個孩子更是覺得有這樣事業有成、生活優渥的朝鮮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在文革後越發草木皆兵的姥爺，則囑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順和金大萬來家裡的事，免得政治波動，又惹是非。媽媽說，姥爺心裡大概還有一層感情——南順當年自作主張賣了全部家當跑到朝鮮，讓丟失了關於母親一切回憶的姥爺傷心不已，而南順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補償了一些當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萬這次造訪後，他和南順再次消失了。

**今非昔比**

數年一晃而過，姥爺一家不知南順和金大萬自1979年別後身在何方，他們也沒有再聯繫我們。

直到1986年年底，姥爺第一次收到了南順申請到中國探親的電報。我們這才知道，她和金大萬已徹底結束了海外的神秘工作，從澳門回到了平壤以南65公里外的沙裡院家中。

前兩次，南順和金大萬均是突然到訪，明顯可以自由出入中國。但這次，南順的電報上說，姥爺需要在北京找出入境機構開具一封邀請函，寄回沙裡院的指定地址，她方能以探親理由來到北京。我們後來分析，這似乎說明當時他們的身份性質已經轉變了。

「八年沒見，那時候爸還是挺想她的，」小姨說。

不久後，53歲的南順隻身乘火車抵京。她從朝鮮帶了幾大包當地最好的海鮮、巧克力等，作為給姥爺家人的禮物。

她一下車，便把胸前的金日成像章摘了下來，用手絹仔細地包好，對像章特別重視、愛惜。後來媽媽還想借來看看，還問能不能送給她，南順就只笑，不說話。

80年代，戰後一直處於美國貿易禁令之下的朝鮮於外在海外製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於內仍執迷於加強軍事力量，對經濟造成重壓。時至80年代中期，朝鮮經濟已陷入停滯，而對手韓國的經濟則正高速增長。家人說，南順那時，雖不如八年前光鮮，黑瘦了一些，但還算精神、時髦，還穿著皮鞋。

據家人回憶，她當時介紹說，自己1979年回國後，擔任了沙裡院一個相當於區街道辦主任的職務，負責區內票證等一應物資供應，權力很大。丈夫回到朝鮮後則一直在治療休養，但身體每況愈下，當時已被確診為肝癌。

南順說，她和丈夫回國後都被授予了朝鮮的最高榮譽「金日成勳章」，且擔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待遇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級別，在朝鮮坐船、坐火車均免費。

她還給家人展示了一塊國家獎勵的歐米茄(Omega)手錶。家人回憶，南順說手錶為朝鮮向歐米茄特別定製，獎勵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人士。這塊手錶的錶盤上寫有金日成的名字，背面則刻著南順的名字，金大萬也有一塊。媽媽說，那塊手錶的錶帶太長，在南順細瘦的手腕上晃晃蕩盪。

家人說，每每談起金日成，南順就難掩敬佩之情。在中國的電視上看到金日成，她就激動得熱淚盈眶。

但她那次也提起，1979年金大萬身體欠佳、夫婦倆回朝休養時，全部隨身物品都被責令上交了，只給他們留了內衣內褲——南順當時講述時，姥姥覺得此種做法簡直不可思議，因此印象極深——和一部相機。

「她那時候說，早知道當時多給咱們留點美金就好了，」姥姥說。

南順還提到，朝鮮官方曾想招募她的小女兒做和他們夫妻一樣的祕密工作，但她拒絕了。南順依然沒有說自己的工作具體是什麼，但她此番言說，又從側面印證了我們認為她從事祕密工作的猜測。

家人說，1986年那次，還未明顯感覺到南順在基本溫飽方面有嚴重問題。但是那時，全家人都覺得南順好不容易來探親一次，應該盡量多給她買些東西帶回朝鮮。

「她帶那些海鮮什麼的，肯定也是把家裡最好的都拿過來了。那時候我們對姑姑也特別感激，」小姨說。

但是，那時姥爺身為文職幹部，媽媽和小姨剛剛開始工作，舅舅還在上大學，像當時北京大多數的工薪家庭一樣，姥爺家裡也實在沒有富餘的錢。姥爺沒辦法，把1964年被授予少校軍銜時，軍中量身訂做的一件長款馬褲呢（一種高級斜紋毛料）大衣拿了出來，由姥姥私下聯繫買主，最後由小姨帶著，偷偷地在軍事博物館附近的一個小樹林裡，600塊錢賣給了一個東北人。

「那件馬褲呢大衣，文革那會兒誰要是有那麼一件，可是超牛。而且這東西可不能隨便買賣，」舅舅說。「當時的600塊錢什麼概念，600塊錢是一個普通職工一年的工資。」

這600塊錢，全用來給南順買了吃、穿用品。

姥姥印象最深的是，南順那時說想買糖精，因為朝鮮的小孩沒糖吃，只能靠一點一點舔糖精吃解饞。她帶點糖精走，回了朝鮮，可以讓家裡人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隨身帶著，晚上遛彎兒的時候，就可以順便賣點錢。家人隨後便去前門的一個化工商店買了糖精，還買了一些水果糖、巧克力等，讓南順帶走。

那一次，南順很惦記重病的丈夫。朝鮮官方本來給了她三個月的探親假期，但她只呆了一個月便匆匆走了。

她走時，姥爺一家人給她帶的食物、衣服、布等生活用品足足有四百斤，軍事博物館來了四個戰士幫忙裝車運到火車站，媽媽又在北京站貨運部託了朋友，才得以全部運走。

媽媽說，當時她去北京站送姑姑。臨上車前，南順戴上了她的金日成像章。媽媽記得像章是一面飄動的紅旗狀。但南順一上車，朝鮮列車員一見她戴這種像章，便紛紛敬禮，還熱情地幫助她拿行李。媽媽分析，大概她戴的像章樣式，與普通朝鮮百姓有所不同。

南順在此後的通信中說，她回到朝鮮三個月後，1987年初，金大萬便與世長辭。

這之後的5年中，姥爺曾給南順寫過幾封信，問候她一些家長裡短，並收到了南順簡短的回覆。家人說，南順寄來的信明顯是已經被拆過、又重新封上的，大概是經過了朝鮮官方的檢查。

1991年9月，南順第二次以探親身份來到北京。這次，她穿了一雙磨得發白的舊皮鞋，只隨身帶了一個小包，拿來了一些朝鮮的海帶，準備給當時正懷著我的媽媽，做朝鮮人認為對孕婦身體特別好的海帶湯。

時年，朝鮮經濟已開始衰退，糧食危機也開始顯現。而家人也是在看到南順後，才意識到朝鮮情況的惡化。

「那時候就感覺到朝鮮有點兒不行了，」舅舅說。

小姨回憶說，南順那次比第一次來探親時更黑、更瘦了一些，而且剛來時，不敢吃白米飯，因為不消化，只能先喝米湯，然後每餐逐漸增加一些米粒，到了第三天才開始吃米飯。油膩的食物，她更是不敢碰。

「那時候我們稍微吃點兒好的，吃點兒肉什麼的，她就掉眼淚了，」小姨說。「可能也是想到家裡的孩子吃不上這些。」

當時看來，她和孩子們過得都不容易。南順說，她的五個孩子從平壤的「貴族學校」萬景台革命學院畢業後，都在平壤或沙裡院讀了大學，之後除大女兒隨夫定居平壤外，其餘都回到了沙裡院工作。

那時，姥姥正在韓國探親，南順在家裡，除了和姥爺聊天，還經常做家務、給家人做飯。

南順那時對姥爺的三個孩子很疼愛。

小姨說，當時她出了意外，腿受了傷，南順就每天給她按摩，幫助恢復。那年夏天，時於新華社澳門分社工作的父親在和媽媽一起過馬路時，在正懷著我的媽媽面前出了嚴重車禍，僥倖存活。南順來時，正值父親回京養病。媽媽說，當時南順見到嚴重腦外傷後遺症的父親，心疼得大哭一場，還摸著媽媽說，「愛蓮，完了！完了！」（後來父親在精心養護下恢復了健康。）

「那時候還是有親情，」舅舅總結說。

11月初，南順如上次一般，帶著家人盡己所能給她購買的大包小包的「中國物資」回家了。從這一年開始，南順每次來都會盡量多帶一些青霉素回去，因為朝鮮藥物緊缺，帶青霉素回去也能換錢。

她走時，是舅舅送上車的。舅舅也得以窺見了南順一些殘存的「特權階層」的影子。「姑姑一上朝鮮火車，腰桿兒一下挺直了，派頭也上來了，」舅舅說。「反正那些列車員一見她那像章，立刻就畢恭畢敬的了。」

這次南順走後，姥爺也沒有再給她寫過信。家人說，姥爺之前給南順寫信，她都僅說一切都好，且信明顯被人檢查過，姥爺開始明白南順即使有什麼不好，也不能在信上說，再寫信也沒有意義，不如直接等她通知下次探親。

**餓殍浮現**

1991年年底，蘇聯正式解體，經濟上嚴重依賴蘇聯的朝鮮驟然失去了蘇聯支援，岌岌可危，糧食壓力亦陡增。中國曾一度填補了蘇聯留下的窟窿，成為朝鮮最大的援助國。

1994年，金日成去世。次年夏天，朝鮮出現嚴重洪災，使糧食問題失控，全境饑荒情況惡化。截至90年代末，朝鮮因饑荒死亡的人數據信多達百萬，包括中國、韓國、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對朝鮮提供了人道援助。但家人說，當時並不了解朝鮮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災荒。

1996年年底，這場饑荒期間，南順再次來京。這次，她光腳穿了一雙塑料鞋，兩手空空。

家人說，她那次來時，已經有了比五年前明顯得多的營養不良的模樣。

「她那時候跟姥爺說，她每天糧食量就是大概三四兩，」舅舅回憶說。「逢金日成生日，能吃頓豆腐。肉就別提了。」

而媽媽記得，南順曾和姥爺說過，她因享受特殊待遇，終身享有每日一斤四兩的糧食供應，不過是粗糧，且金日成去世、金正日上台後，她的子女不再享受和父母輩一樣的待遇。媽媽分析，她說的每日三四兩，大概是還要接濟兒女、孫輩的結果。

「她家這樣的話，可能普通老百姓更少，」姥姥說。

舅舅說，那時南順開始和姥爺講起朝鮮餓死人的事了。「那會兒姑姑曾經說過，那時候已經出現人吃人的事了。她說有的鄰居說，誰家死了人，不能讓人看到人埋在哪兒。如果知道人埋在哪兒，那就懸了。」

家人回憶，南順曾說她家住在一幢公寓樓的最高層，但是限水限電，經常沒電，所以得爬樓梯。因為沒電，水也泵不上去，需要自己準備個大水缸，打水來用。

但除了這些客觀描述外，南順對自己的國家和領袖，並無半分怨言。

南順和姥爺的家族在韓國仍有數支延續。他們的兩個姐姐在朝鮮戰爭前便嫁到了韓國，但60、70年代均去世了。但姥爺在改革開放初期與韓國的幾位表親重新建立了聯繫，偶爾會互相探訪。

南順在京期間，正好姥爺在韓國的一個表妹也短暫來京，於是姥爺家就發生了一次「朝韓歷史性會面」。姥姥回憶說，當時韓國的表妹對這位北邊的親戚又好奇又可憐，南順則盡量不主動和韓國表妹說話。韓國表妹臨走時，給了南順100美元。南順收下了，但是囑咐姥爺不要和別人提起他收過韓國親戚的錢。

這次，南順依然住了三個月。在京期間，她的體重長了十幾斤。走時，家人依舊傾其所有。除了衣物、布、藥品等，她還帶走了一台日立21寸彩電、一輛飛鴿單車和一台縫紉機。

**積怨難平**

1999年左右，中國正被「韓流」席捲，許多年輕人紛紛迷上了韓國的明星、音樂和影視。而對越發落後的朝鮮，許多中國人則愈趨冷淡。

南順此時突然來了一封信，說自己的小兒子要結婚，請姥爺家給她寄一些東西。

這回，姥爺有點不高興了。

舅舅說，信上寫的都是一些相對高檔的服飾等物品，且把她想要的東西描述得極其具體。「細到她說要什麼什麼款式的西服，什麼什麼款式的皮鞋。」

家人回憶說，第一次按她的要求寄了東西之後，她又來了一封信，列出還缺一些物品。那時往境外郵寄物品並不方便，但家人依然硬著頭皮又寄了一次。

在那個年代，她所要的物品對於姥爺家來講也並不便宜。姥姥說，姥爺收到這兩封信以後開始覺得，南順既不體諒他身患癌症，信中也不曾問候半句，還不顧及家裡的條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東西，似乎有些過分了。

2000年，金正日在繼承父業後首次訪華，被視為中朝自中韓建交以後關係再度轉好的標誌。自這一年起，平壤在經貿方面越發依賴中國。同年，韓國總統金大中與金正日在平壤進行了首次朝韓首腦會晤，朝韓關係也取得突破性進展。

此後，2001年年底，時已退休的南順，在冬日裡穿了一雙塑料涼鞋，背了一個塑料布包，頭頂一頂已經擀氈的假髮，又來北京住了一個月。有了之前的不滿，姥爺這次對南順比之以往要冷漠了許多。

舅舅說，南順這次來的一個月裡，已沒有以前的親切關心，而是一心想著要到更多東西了。

「就是凡是她開口說話，所有的話都是要東西。直接要，直接要完了就變著法地要。比如她就說，『哎呀這個東西真好！』『這個東西在朝鮮拿的話，別人都要羨慕！』」他說。

家人說，這一次，南順對舊衣舊物，已經看不上了。她只想要高檔化妝品、皮包皮鞋，還有美元——姥爺當時說，他在抗美援朝時期，經常看到每當一架美國飛機被打下來，滿山坡就都散落著美元。但他覺得這些美元除了紙質好以外沒什麼用，就拿來糊牆。殊不知，昔日的糊牆紙，成了妹妹現今最需要的東西。

「她就整天說dollar、dollar，dollar這個話說得可清楚了，」姥姥說。「她說她一個女婿要去俄羅斯留學，需要錢，開口就要3000還是5000美元。後來給了她1200美元。把你姥爺氣得一宿一宿睡不好覺。」

「你姥爺家是양반（發音為yangban，即前述『兩班』，指古朝鮮時代的貴族階層——編注），你姥爺就覺得，怎麼家裡能出這樣沒皮沒臉要東西的人！」姥姥說。

家人回憶說，那時南順還曾哭著講，她在沙裡院做藥劑師的小兒子得了胃癌，為了保命做手術，但是醫院沒有麻藥，只能被綁在手術台上做，活活疼休克了幾次，但最後活了下來。

現在想來，以朝鮮當時的條件來講，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姥爺當時已經十分厭煩，聽了還對家人說，這也不知真假，也許也是為了要錢。

但家人還是盡量滿足了南順的要求。臨走前，舅舅和舅媽本想把他們不用的舊電腦、手機也送給南順，但被姥爺攔住了。南順走後，姥爺發現南順把一些家人給的舊衣服擇出來塞在了床底下，沒有帶走，只把值錢的物品帶走了。姥爺更加傷心。

家人說，姥爺最後對南順，徹底寒心了。

「爸就覺得，怎麼你要東西的時候信就能寄到，你也知道我身體不好，怎麼問候的信沒有一封，」舅舅說。「爸覺得她後來要的東西都不是解決溫飽問題。你要的是奢侈品，你要東西是為了回家在鄰居面前得瑟，你要的好多東西是爸自己都捨不得買的東西。那可能你也不是食不果腹。我們給你雪中送炭，沒問題，責無旁貸。但是我們也沒必要再給你錦上添花了。」

家人說，姥爺很不願意因為自己妹妹的處境讓子女承受太多經濟壓力，而滿足南順所提的要求，單憑他自己的收入是很困難的。姥爺本就認為當年南順賣了家產，執意去朝鮮找金大萬，之後還要留在那裡生活的決定不可理喻，現在南順還不顧他的條件，一味索取，越要越多。他深深地陷入了這個混雜了焦慮、怨恨、痛心的情緒漩渦中，心煩意亂。

舅媽說，她也是多年後才理解了姥爺。

「我當時覺得奇怪。你姥爺本身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怎麼就這一個妹妹，最後對她這樣，」她說。「後來我才理解，姥爺是怕這麼給她東西，她覺得理所當然，未來姥爺不在了，她還是不停地要。姥爺更多的是擔心，這樣會給家裡人造成很大的負擔。」

現在不帶情緒地回想，我們也更加理解南順。大概朝鮮的條件太苦了，她被逼無奈，才硬著頭皮向我們要盡可能多的錢和物品。她要相對奢侈的物品，大概也不全是自己用，而是在當地黑市上套點現，讓全家生活得好一些。

「現在想想，她當年那麼要東西，估計也不是為了她自己，還是為了孩子，」小姨說。

**不知感激**

2003年初，朝鮮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國被美國推上了促使朝鮮棄核的中間人的位置，並於當年在京舉辦了一輪中、美、朝三方會談和一輪加上韓、日、俄的六方會談。與此同時，朝鮮的糧食缺口依然嚴重，自90年代以來，叛逃的「脫北者」人數激增。

此時，家人已像許多中國人一樣，私下裡逐漸開始覺得朝鮮數年間拿了中國的無數援助，卻不知感激，還頻頻在國際社會上給中國「添亂」，似乎不再值得同情和幫助了。家人對南順一家的感受，似乎也開始變得與此如出一轍。

那年年底，南順打破了以往五年探親一次的規律，更是破天荒地直接從丹東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說朝鮮放寬探親限制，她被允許直接進入中國，且過兩日，就要攜小女兒來京。

「當時你姥爺一下就恐慌了，」舅舅說。「一個是沒想到她來過一次那麼快又來，另一個是她每次來要的東西，恨不得是五年攢的，她來這一次，不知道又得多大開銷。」

這次，南順和她的小女兒只住了一週，便返回了朝鮮。

「當時爸就覺得，你不僅自己來，這回還帶了女兒來，就是認門兒來了。意思是以後你自己不在了，還要讓你的孩子接著來要東西，」舅舅說。

這次，她與女兒和家裡人的交流甚少。她的小女兒，當時大概30幾歲，在朝鮮做家庭主婦，完全不會中文。姥姥家一進門，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她的小女兒，一到家裡，便開始蹲在那條走廊上擦地。

與此同時，南順依舊只對美元、相對高檔和方便套現的物品感興趣。家人依然盡可能滿足了她的要求。

此時，財和物，已然成了姥爺一家和南順的唯一聯結。這次南順來訪，家人甚至沒有和她合影。

姥爺自2003年與南順一別，便再也不願談及她。幾次探親後，南順已經成了姥爺的精神負擔。姥爺真的不希望她再來了。他沒有再給妹妹寫信，也沒有再試圖找過她。

「你姥爺對她恨，不願意說她。就是偶爾說，她可能已經餓死了，」姥姥說。「可能從她當時自作主張把家裡房子東西全賣了，就為了去北朝鮮，你姥爺就恨。」

而那次分別，竟是永別。

姥爺於2011年10月離開了人世，而他對南順和她的子女孫輩會一直不停來要東西的擔心，最終沒有應驗。南順和她的家人乾乾淨淨、徹徹底底地消失了。數年間，家人一直隱隱憂慮，南順和她的家人大概還要突然出現，索要越來越多的東西。多年後，我們才突然想到，或許他們再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了。南順從那個讓全家仰慕過、思念過、心疼過、厭煩過的活生生的人，變成了我們茶餘飯後偶爾提及的話題。

姥爺去世後，姥姥和她三個子女，在生活的忙碌奔波中看著年月匆匆，始終也沒有再給南順寫信，或通過使館聯繫她，只是有時突然想起她，隨即才意識到原來這麼多年已然一晃而過，竟沒有她的半點消息。而對她境況的思忖分析，則往往又被下一波近在眼前的生活瑣事淹沒。

每每想起她，家人都會感嘆於她和金大萬澳門時期的風采。互聯網信息開放後，有關於朝鮮70年代在澳門及東南亞建立情報網路的報導開始出現，似乎印證了姥爺當年的分析。家人猜測，南順和金大萬或許是澳門情報網路的創始或早期成員，但關於他們的具體任務，我們則仍無半點線索可尋。

然而每次的討論，總以疑惑收尾——為何她之後便再沒有和我們聯繫，又為何連她的子女，尤其是來過家裡的小女兒，也都沒有再申請探親？即使她的子女和我們沒有感情，但來探親，總歸可以拿到美元和其他物品，並沒有什麼壞處，為什麼不再來了呢？

我們一致同意的一點是，以朝鮮的生活和醫療條件判斷，南順大概已經不在人世了。而關於她的子女則有太多種可能。也許他們也都因營養不良或疾病去世了——畢竟朝鮮的情況不能按常理判斷，他們不享受南順和金大萬的糧食供應待遇，醫療可能也跟不上，且除大女兒外又都不在各方面資源都相對充裕的平壤，所以這種可能也不好排除。

也許，他們中的某一個人犯了某種嚴重的政治錯誤，導致全家都不能再出國探親，甚至被關押起來了也說不定。

或者，經過多起叛逃事件，朝鮮在整體上限制了國民——尤其是幹部家庭，出於任何目的的出境行為。

也有可能，他們也被我們傷了心，了解到母親後兩次探親時我們逐漸冷落的態度，不願再和我們來往......

「現在想想那個妹妹來了，一直蹲在那兒擦地，一直幹活兒，真是挺可憐的，」媽媽說。

2014年，舅舅和舅媽去朝鮮旅遊了一次，沿路看到了一些看起來極度營養不良的朝鮮人，也親自經歷了酒店的限水限電。

「那時候我回來就和你舅媽說，姑姑要再來一次，她提要多少美金，多少都給她湊上，」他說。「沒有親身去看過，沒法切身體會到朝鮮老百姓到底有多窮。」

如今，歲月又前進了三個年頭。而我們依舊只知，我們有這樣一些家人，活在，或死在了朝鮮。

諜影疑雲：消失在朝鮮的親人 - 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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