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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九号院之“老”（二）

微信公众号 2024年01月24日 219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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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纪老是九号院里一个特殊的“研究员”。他刚来单位时，秘书处几个年轻人曾经为如何称呼犯难。

**纪老 **

纪老是九号院里一个特殊的“研究员”。他刚来单位时，秘书处几个年轻人曾经为如何称呼犯难。直接称呼“老纪”吧，似乎有些不恭敬，人家毕竟是刚从政治局委员、常务副总理下来不久；称呼“登奎同志”吧，又感到似乎不够亲切；称为“纪副总理”，显然不可以，他自己也不会接受。无奈之下，有人建议称为“纪老”。仍然有同事认为不合适：“还不到六十岁嘛，怎么可以称为“老”？但是权衡之下，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了。纪老为什么会在卸任后到九号院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来，我们也不知道个中缘由。

有文章说，纪登奎当时是“部级研究员”。据我所知，他的工作变动并无中央文件。他应该是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来九号院的。有文章说，他是1983年调来九号院。据我的工作日记记载，1982年12月28日下午，他第一次正式到九号院出席会议并与大家见面。有一次编辑会议人员名单，我们请示一位副部长，纪登奎的职务如何填写，他让写“部级研究员”。但是纪本人私下说，“中央从来没有说我是正部级”。显然，“研究员”也不是他的职务或者职称，只是笼统地表示是做研究工作而已。

纪老平常在家里办公，一般开会的时候才来九号院，与我们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接触。他的秘书调走以后，秘书处把有关服务工作接了过来。这个时候，我开始与纪老有直接交往。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粮食生产陷入徘徊，高层非常重视。针对这个问题开展调查，是九号院作出的重要安排，纪老负责到贵州去调研。这次贵州之行是在1987年的春夏之际，有20余天，转了半个省，在省会住了有一周，然后下到地县，然后又回到省会。期间，纪老三次与当时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座谈交流，我在旁边做纪录。胡锦涛书记还安排了两次宴请。

在出差的路上，纪老早晨起得早，经常叫我起床，跟上他出去散步。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天，走得比较快。说是聊天，其实是他说我听，偶有对话。他在谈话的时候，我常常会好奇地提一些问题，包括求证一些社会上的传闻。但是，我的这类提问多数是徒劳，通常并不改变他说话的思路。特别是在谈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他准备说的，问也没有用。但是，我明显的感觉是，他需要听众。我还能隐隐感到，我这样的听众又太幼稚，其实是个很不合格的谈话对象。

在言谈话语中，纪老常常流露出对于毛泽东的感情。他经常说两句话：“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毛主席那么伟大，也犯了错误，我们怎么可能不跟着犯错误？”说到在中央的工作，他也会有感慨：“我46岁当国务院副总理，一下子从地方到中央，真的很紧张。周总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是诚恳地表示做不了。但他说是毛主席提议的，我只有服从。”

纪老非常健谈，可谓雄辩，属于口若悬河那种类型。聊天中他谈文革中的紧张生活，也说早年的经历，多次很自豪地说自己18岁就有警卫员、25岁当县委书记、28岁当地委书记。家里人也认为他说话太多。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位的时候是否也这样健谈。他也是有很多非议的人物。在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针对他的批评很多，有的也很激烈，甚至有人直接提出不让他继续担任常务副总理。他说，虽然1981年才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职务，但其实三中全会后就闲下来了。文化革命中，他管过农业，也管过政法，还管过组织，分管过一些重要的专案。有的人说他在文革中整了不少人，说起来不掩饰对他的反感；也有的人说他会讲话，敢负责，有能力。他自己倒是对我提到过文革中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在河南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从来不具体说是怎样得罪了人。这类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并不关心，更难以理解。

纪老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非常关注国家大事。我们在街头散步，不经意间他会在街头报摊停下来，甚至买一些小报。他说，从娱乐小报可以看到社会动向。在日常生活中，他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关乎治国方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大概是他的职业习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说，这些关注和思考凝聚着他的关怀期待。问题在于，他的关怀和思考似乎无从表达，或者说已经没有了交流的平台。比较起官场失意来，这种表达上的失语，也许另是一种痛楚。

有时候，我去纪老家里送文件材料，他一个人在书房里读书，见到我有种不加掩饰的兴奋，甚至拉上在院子里边走边聊，谈笑风生。对于我这样的小小工作人员来说，他的这种表现，让人感到亲近愉快。但是，我也能隐隐感受到他内心有痛楚。也许，不论大官小官，职场失意的痛苦是一样的。一个失意的副乡长，一个失意的副总理，也许在个人感受上可以是相同的沉重。当然这也因人而异，看他自己的参悟。总之官位之高低本身不是关键因素。可能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比较了王昭君出塞北上和陈阿娇冷落深宫的遭际后，认为痛苦不分伯仲，正所谓：“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2006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36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基层民主政治研究，胡锦涛总书记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我是这次学习的主讲专家。会后，我离开中南海，已是薄暮时分。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这次讲课情景，特别是与胡锦涛总书记的交谈。我想到了1987年在贵州，纪登奎与胡锦涛的几次晤谈。我甚至也想到了纪登奎的命运。中南海那个会议室，见证了中国高层政治的若干关键场景和重大时刻。在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众多政治人物，包括纪登奎，都在扮演着不同寻常的历史角色，发挥着超乎常人的历史作用。这其中的成败与功过，悲剧与喜剧，后人的分解评说何其复杂。

**朱厚泽先生 **

与朱则民比较，朱厚泽整整年轻20岁。在1980年代的九号院，我们不称呼他为“朱老”，本文的写作构思原来也不包括他。2010年5月，朱厚泽先生辞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看到他的画作，再读他的文章，脑子里频频浮现出当年和他一起外出调研的情景。特别是，他晚近二十几年的思考和呼唤，给不少人以思想的激发和启迪。

厚泽先生是从中宣部部长下来后到九号院的，那是1987年上半年。刚到九号院来的时候，他是副主任，实际上没有具体负责领导工作，开会也较少讲话。我们秘书处人员通常也是在内部的一些会议上才看到他。大约一年后，他就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第一书记去了。1989年全总发表了声明。他从全总第一书记下来后，似乎又回到了九号院。这个时候我与他的直接接触开始多起来。1990年代前几年，有几个曾经在九号院工作过的老干部有时结伴一起外出考察或者参加会议，主要有杜润生、王郁昭、张根生、朱厚泽、吴象、刘堪等。这些人中，只有王郁昭还在担任现职。多数人在职务名单通常填“原”，杜润生曾戏言：“我们都是‘原’字号人物了”。那时我是王郁昭的秘书，朱厚泽外出通常不带秘书，在旅途中我也为他做一些服务工作。通常，在火车的软卧包厢里，或者一起散步的时候，党国大政和社会逸闻都成为这几个老同志的谈资。

厚泽先生是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调任中宣部长的。接他担任省委书记的是胡锦涛。他曾说到，很不情愿到中央工作，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受胡耀邦之托与他谈话。这位常委与他谈了半天，最后他服从中央的决定到北京。执掌中宣部后，他提出著名的“三宽”主张。他主张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面对意见不一致的的情况，应该宽松、宽容、宽厚。

1997年夏天，澳大利亚学者Anita Chen找到我，提出希望我帮他联系访谈朱厚泽。Anita Chen主要研究中国工人问题，并主持编辑《CHINA
JOURNAL》（中国研究）。这个刊物是西方中国研究学界三大刊物之一。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访问学者时，与Anita
Chen夫妇交流比较多，并在生活上得到他们很大帮助。但是，对于这个请求，我答应得有些勉强，因为我不知道厚泽先生是否愿意接受访谈。想不到的是，厚泽先生答应得很爽快。见面那天，我先是到他家里聊了一会，然后用他的车接了这位学者去他住处附近的会所。访谈进行了整整一上午。主要的话题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也涉及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他不仅回答问题，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双方讨论议题广泛，也很深入。特别是，他在交流中直率坦荡，重要问题并不闪烁其词，令这位学者很是感慨。

退出政坛以后，厚泽先生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思考，还有就是作画和摄影，偶尔参加一些会议或者外出考察。他思想活跃深沉，但文章并不多，近乎“述而不作”。他的文章，在我看来，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呼唤阳光政治”和“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在一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他写到：“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闱深处，一言九鼎。哪怕它是圣主、明君。众人的事，不能听信密室策划，阴谋权术。不论它是政客、精英。阳光政治与专制政治是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这篇短文发表于2005年，我听到他谈论这样的观点，则早在1991年前后。那次我们一起去广东，路上聊天，他就说到“宫廷政治”的现代影响问题。那是我最早听到的关于宫廷政治的透彻分析。在他临终前审定的一组作品中，有一篇短文题为“山之骨”，也令我印象深刻。文章开头似乎是作者自况，全文借物咏怀，沉郁苍劲，很有唐人柳宗元文章的风骨韵致。

厚泽先生已归道山，认识或者不认识他的人，在怀念他的时候也在评价他。这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人物的成功与失败？从政坛际遇而言，他在中宣部长和全总第一书记任上两度受到重挫，此后不复起用，五十六、七岁即彻底赋闲，这样的官场生涯显然不能算“成功”。但是，他的思考和言论始终受到社会关注。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见解，倡导“三宽”政策和“呼唤阳光政治”，不为逆境所屈服，受到广泛尊重和珍惜，感召了不只一代人。这能说是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失败吗？

**随感**

据我所知，上边提到的几位“老”，张秀山曾经公开出版回忆录，写到他八十五岁时候，书名叫《我的八十五》；朱则民晚年曾经自己刊行了自己的诗集，叫《杂咏选集》。张平化晚年曾口授让秘书记录整理一个十几万字的回忆录，但是没有公开出版，他去世后，湖南省委党史办曾经编辑公开出版《张平化纪念文集》，其中选录了几篇他过去的讲话文章。武少文去世后，亲友曾经编辑印行了《武少文纪念文集》。朱厚泽写了一些文章，但还没有结集出版。

人生是一部书，九号院里“老”者更其如此。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往事构成了党的历史的重要部分。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说出来，哪怕有偏见，哪怕有多个版本，当许多人来充分地表述同一件事情，真相就容易浮出了。对于同样的一段事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形成争论的局面，那么对的也好，不对也好，就会得到比较公正的评论。如果全部历史只有一种描述和一种解释，从小处说，起码增加了后来研究者获取信息的困难，增加了历史本身的神秘性，这对于学术发展和知识积累显然是不利的；从大处说，这对于人类认识社会发展逻辑和规律也是没有好处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垄断对于历史的解释。那些标准的描述未必是真相，那些规定的说法也未必是真理。探求真相，追求真理，最重要的前提是自由表达。

西方学者观察中国政治，总结出一个重要特点是“全赢全输”（Winner
takesall）。这种特征其实是和话语权力的垄断密切结合在一起。得势者不让失势者说话，一段时间内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当一种力量主导政策过程的时候，其他主张几乎归于沉寂，另外的意见也没有了表达的舞台。问题在于，赢家未必总是正确，或者说，主导者即使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必会顾及到所有方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主张，都应该有充分的表达渠道，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仍然需要有足够的话语平台。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往往是在后果很严重的时候才被认识和被纠正，甚至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时才被承认和纠正，这与缺乏意见表达的空间有直接关系。不能自由表达的政治自然就不是阳光政治。对于那些亲历或者参与重要事件的人来说，让公众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把经过的、看到的、想到的说出来，与公众分享，对于改善社会治理非常重要，是一种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如果把经历的历史封闭起来，或者处于个人考虑为“尊”者诲，有发现而不说，要觉悟而不言，让政治继续笼罩在神秘莫测之中，看上去很会做官，实质上是缺乏社会担当和历史责任。

诸“老”的经历启发出另一个问题：“做官”和“从政”。“做官”者，以官位本身为基本关怀和行为选择的标准，或者说，做官是为了保官升官，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是可以根据情况来不断变化的。“从政”者，基本追求是政治价值和社会理想，其为官更注重历史责任，是出于这种政治价值的追求和情怀。这种追求有时就体现为一种精神。许多历史上的改革，其实留下来的就是这种精神。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本身都认为他们提出的改革措施问题很多，关键是求新突变的精神。对于王安石来说，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本身的得失成败，他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追求和道德精神，也可以分别评价。当然，在做官与从政之间，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标准本身是难以把握的，“做官”者的一些行为本身可以有政治的价值，“从政”者也要讲究为官之道。但是，这种辨别的困难并不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界限。在关键时候和重要关头，这种选择的依归是容易见出分晓的。在一个时代的政坛上，“做官”的人多了，“从政”的人少了，只为自己的官职负责任的多了，真正为社会负责任的人少了，越来越多人的“做官”目标就是“保官”和“升官”，政治价值、社会理想都不在话下。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就难以清明。

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政治人物应该有三方面资质：其一是热情或者说献身精神，没有热情的政治则是“轻薄的知识游戏”；其二是责任感，没有责任感的热情则是“毫无结果的兴奋”；其三是判断力，对事情和人能够保持“距离”。但观察官场中的许多人，有兴趣的就是官位和个人利益而已，所做的大量工作其实就是“轻薄的游戏”和“没有结果的兴奋”。以政治活动为业者，既有“政客”（politician），也有“政治家”(statesman)，其区别不在于官位的高低，不是官大了就可以称为政治家。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可以产生政治家。只有那些有历史的责任担当、有理想信念、有情怀操守、勇于实践开拓的领导人，才可以称为政治家。不如此，则官位再高，也只是政客而已，或者只是政治上的江湖人物而已。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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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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