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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回到1983年，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呈現出奇特的暴風雨前穩定。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四）：從王昇掌權到十信案，反映黨國體系的平衡正在瓦解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四）：從王昇掌權到十信案，反映黨國體系的平衡正在瓦解](/Media/editor/other2023-02-048675898488757476/2023-02-048468886768878171.jpg)

儘管注意到江南案與十信案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帶來的壓力，但很少問到：這兩個案件對蔣經國的決定，起了什麼作用？於是便無法說明，為什麼在1980年代初期，一方面有現代化治理與開放政權參與的趨向，一方面卻不斷有政治大案發生。

文：申飛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一）：蔡辰洲大開財務槓桿，將家族發跡的十信利用到極致](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2666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一）：蔡辰洲大開財務槓桿，將家族發跡的十信利用到極致")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二）：經濟部長徐立德請辭成為替罪羊，避免案情往上延燒](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2667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二）：經濟部長徐立德請辭成為替罪羊，避免案情往上延燒")
  *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三）：整頓十信是黨國轉移江南案焦點的「白色恐怖」？](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72668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三）：整頓十信是黨國轉移江南案焦點的「白色恐怖」？")

### 獨裁者的秋天

回到1983年，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呈現出奇特的暴風雨前穩定。在外，有台美斷交、國際石油危機、中共改革開放的國際衝擊，在內，黨外運動情勢日益加溫，美麗島等幾樁政治大案漸次發生。但整體而言，危機像是已經過去。日後的研究者指出，國民黨採取了穩固下的被動改革，放鬆一些限制，將可能的衝突納入制度化，但仍然緊握著最高權力。

根據日後研究，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採取的方針有三：

一是加強與地方派系的合作，在民眾關注越來越強烈的基層選舉中，提名財閥，確保在選舉中的優勢。二是強化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政策，加速工業升級，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以此消弭民間的異議，維持統治正當性。第三與此同時，軍人力量高漲，以維繫社會穩定與經濟成長。王昇主持的「劉少康辦公室」，便是此傾向的決策中心。

但是，與1990年代中期回望的角度不同，當日後的寧靜革命尚未發生，回到1980年代初期，這三個方針卻有明顯的衝突。乍看之下，一個結合地方派系、新興資本家、軍事情治系統的政權極為穩固。但是，去除種種國家介入，加速經濟制度自由化的取向，如何與充滿了尋租資本家的裙帶資本主義體系相容？而以人際關係網絡為中心的情治系統權力運作，又如何與講究專業化的技術官僚系統合作？

這些方針其實並不新穎，情治單位、財經官僚、地方侍從體系，戰後國民黨政權的結構，一直是這樣走過來的。新的地方是，過去，它們之間維持了一定的平衡，現在，隨著新的情勢，這個平衡正在遭遇危機。

隨著台灣戰後數十年的經濟發展，過去被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的社會力量，不論是新興資本家或是黨外運動，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伴隨經濟起飛初步階段過去，台灣經濟不再只是擔當國際生產鍊中的低階工廠，各個產業必須在國際上競爭，財經官僚不再只是單方面提出國家主導政策，而必須與國內企業進行制度化的協商。

更重要的是，過去一手控制情治系統，在威權體制、現代化治理與台灣本地人參與之間，維繫平衡的最高領導人蔣經國，他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差。他的雙腳已經不良於行，他告訴醫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經常劇烈頭痛。圍繞權力繼承的不確定，在1983年5月，蔣經國與王昇的一席會談，揭開了這個系統的脆弱平衡。

從1980年開始，蔣經國的身體狀況，在台北的政治圈裡，已經是公開的祕密。許多人私下討論接班人的可能性，甚至於置身事外的美國人也密切關注。根據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丁大衛的回憶，當時盛傳，情治沙皇王昇與黨秘書長蔣彥士的組合，將是下一階段的領導人。

原本因應中共改革開放下兩岸局勢變化，而在國民黨文工會下成立的「劉少康辦公室」，1980年開始由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接手負責。王昇從年輕時便追隨蔣經國，從蔣最初在贛南施展抱負時，就是核心幹部。而蔣來台後，正是以政工幹校為基地，在其他派系（如陳誠、宋美齡）競爭下，逐步確立接班人的優勢，最終接手父親的總統之位。

長期負責政工，作為蔣心腹的王昇，一方面以反共意識與情治系統為職志，一方面認為自己必須為蔣分憂解勞，一方面或許也包括更上一層的想像，在這段期間，不斷擴張辦公室的權力，將情治系統擴張到黨務、軍事、媒體、國營企業。據傳，劉少康辦公室經常召集各部會首長開會，甚至有「太上中常會」之稱。像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蔡家兄弟與政治界的來往，甚至參選立委，正是在這時劉少康辦公室運作下的一面。

但在1983年，當王昇權力達到巔峰，甚至接受美國邀請前往參訪，他的高樓也開始垮台。當美國人為了讓下一任台灣領導人更具有現代政治與國際觀而鋪墊之際，國民黨內一批資深的中常委，祕密拜見蔣經國，指出王昇有意接班。

5月，王昇回國後，蔣很快召見他，指出劉少康辦公室「恐怕形成派系，有不好影響」，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堅持情治與反共意識之必要的王昇，留下「你是知道我王某人的，我一萬個不服」的話，結束了與蔣45年的交情。

據說，隔天在政工幹校的演講中，他說「我王昇是打不倒的」，甚至有傳言說，那天他還說了「沒有了我，還有千千萬萬個王昇」。無論如何，他被調任聯勤主任，遠離權力中心，隨後，更外放到地球另一端，擔任駐巴拉圭大使，而總政戰部也交由非政戰背景的軍官接手。

按照王昇副手蕭政之的說法，王昇被貶斥是莫須有的罪名，一切的問題只是王昇擋了太子蔣孝武接班的路。孝武不斷在蔣經國面前說王昇的壞話，並有意拔除蔣彥士等與王昇親近的官員。此外，王昇在贛南時期，便是蔣經國婚外情對象章亞若好友。他受蔣之命，長期照顧章生下的雙胞胎，也引發孝武不快。

據蕭這一面的資料，孝武生活奢豪，喜歡與女明星過從，常用公費報銷。隨著蔣經國身體日壞，孝武也常在敦化南路一品大廈辦公室，邀集黨政要人會談，儼然「太上行政院」。同時，孝武也對情治系統很有興趣，認為現在黨外勢力猖獗，情治系統應該配合愛國幫派，作一番事業。

無論王昇跟蔣孝武兩邊的說法，哪一邊比較接近事實。可以確定的是，在後蔣經國時代浮出水面之際，最有希望的兩個接班人，都試圖透過對情治系統的控制與擴張，來確保自己的權力。

台灣史上最大金融弊案「十信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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