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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悲剧又是一个历史必然（上）：南宋早无光复北方河山的可能

微信公众号 2023年02月01日 320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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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电影《满江红》引发了南宋历史热，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讨论岳飞、秦桧和宋高宗关系到底如何

# 岳飞的悲剧又是一个历史必然（上）：南宋早无光复北方河山的可能

<https://mp.weixin.qq.com/s/3HXd4hOPCzC65pgLv9y99g>February 01, 2023

(1)电影《满江红》引发了南宋历史热，这段时间人人都在讨论岳飞、秦桧和宋高宗关系到底如何，谁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南宋有无收复失地的可能等等。在这里本文也要补一刀，说说对南宋初年几个关键问题的看法。

提前要说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南宋重要人物和史实的评判，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并且岳飞之死以后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受尽了屈辱（金凌宋，蒙灭宋，蒙明战争，清灭明，近代外国侵华），在这种亡国灭族危机下，知识分子根据现实需要对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演绎，我们所了解的岳飞和南宋初年历史，都是不断加码塑造的结果。
**尤其是，今天我们对南宋初年历史的认知，受清末反满主义和民国激进民族主义太深，所以，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岳飞和南宋，毋宁说是民族主义政治对那段历史的投射，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原貌。**

(2)人们对南宋初年的历史的第一个，也是最心痛的惋惜是，如果没有昏君赵构和奸臣秦桧的从中阻拦，以岳飞、韩世忠的主战派将领之抗战决心，一定能够光复河山，金瓯复圆。

其实从宋金战争历史来看，南宋朝廷收回旧土的历史窗口期只有1127年至1130年之间。这期间，北宋朝廷虽然被金人连窝端，但是宋军主力在北方各地尚在，地方统治机构也基本没有被破坏，也就是说财税系统尚在。

具体来讲，金军南下打击的主要是河北、东京和河东之兵，这三镇兵额在20万左右，而北宋末年兵力在83万左右，仅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赵构应天府登基之时，西北、京东（山东）两翼军事建制仍然完好如初，尤其是抗击西夏的西北六军防御系统（禁军、厢军、藩兵加起来达60多万），更是丝毫没有受到金军冲击。而女真新朝发展崛起太快，就内部组织讲，还是一个部落组织，而不是一个国家，对新占领的契丹、渤海消化尚未完成，各地反抗此起彼伏，对中原也都是扫荡式掠夺，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统治系统。

这时候如果继承大统的赵构及残余文官集团能够励精图治，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案，并且存在一个高效协作的军事作战系统，稳住靖康之难后的乱局，收拾人心，还是有一些翻盘的可能。

但是这三个要素，从史实看，一个都不存在。赵构充分遗传了宋太宗系皇帝的劣根性，贪图享乐、胸无大志，虽然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心思都用在权术上、玩弄群臣上，对于经略国家则胸无笔墨。所以，赵构的基础比刘秀好得多，但是他没有刘秀之才，也就担当不起中兴重任。新政府拼凑的文官集团，整体质量也不高，所谓的南宋中兴四臣，除了李纲外，其他人实际上都比较平庸，可见是瘸子里选将军。建炎、绍兴年间的宰辅集团，运筹帷幄战略才能远远不及萧曹、房杜，也不比襄助太祖建立基业的赵普等人。并且
**新朝廷文官集团延续了北宋党争的恶习，国难当头这些人依旧倾轧不止**
，这些人只能做勉强守成，而无力进取扩张。靖康之难后，宋朝武官集团基本都被金军笑破了胆，普遍缺乏斗志，坐以待毙，敢于抵抗的都是少数。

所以，南 **宋王朝的政治军事体制，是建立在北宋极端腐朽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扫荡旧朝的沉疴，依旧是一个腐朽低效的体制**
，导致宋军虽然有绝对数量和给养优势，但是在1127年冬至1130年，金军三次南下扫荡中，基本被逐一击溃。这期间，宋军不仅没有打出一个像样的反击战，就连一个像样的防御战都没有组织成功过。金军1127年占河南、京西，1128年占长安，1129年占领山东、淮北，1130年又对江南进行“搜山检海”，整个过程中，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逼浙北和南昌一线。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130年的富平战役，是役前后宋军在关中近30万精锐主力全军覆没，犹如宋军的徐蚌会战，代表着宋军在北方力量的完全丧失，李纲所设计的经略西北，以恢复故土的计划完全落空。富平战役的宋军主帅是比较能干的张浚（就是后来主持1162年隆兴北伐的那个张浚），此公犹如国军的杜聿明、孙立人，是宋军的一个清流，有才华、抵抗意志强，但是仍大败于不足6万的金军，可见宋军的军事溃败程度。

![](/Media/editor/telegra2023-02-017886836990827586/2023-02-016965689089897166.jpg)  
(3)出于民族主义自我安慰的需要，汉人知识分子和史学家都会刻意夸大某些局部战场的胜利，比如黄天荡大捷。但是这只是发生在金军撤退中的一个局部战斗，顶多能够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打破金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如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而无力扭转整个战局。所谓的“中兴十三功”，战绩来讲都很平平，杀敌数百就是大胜，可见当年金军战斗力的确不一般，就像抗战初期国军对日军。  
史学界也常常强调南宋朝廷没有能收复失地，是因为不重视北方义军以及放弃开封。不重视义军和放弃开封是事实，但是义军和开封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即便重视了也不能产生根本性影响。只不过因为未曾努力就失败，而放大了对历史可能性的想象。  
南宋初年虽有百万义兵，不过战斗力和军纪普遍很差，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缺乏军需保障，中国历史勤王之兵常有，但是无一例外都似义和团，一触即溃，从没有拯救过朝廷。金军曾经在山西仅用了3000猛安谋克兵就打败了17万义军。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谈到南宋初年义兵时曾经说：义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即其实有万，而可战者，不得千也，无军令以整齐之，则游奕无恒，无自粮以馈给，掠夺不禁，则民怨而反戈。王夫之在明末曾经组织过义兵抗清，他对义兵的战斗力和军纪的观察应该最接近现实。  
南宋于1229年6月放弃开封，的确跟抗战意志不坚定有关，是史学界批评赵构和杜充（开封留守）投降主义的一个常用证据，但是即便是抗战意志坚定，也无法守住开封又是另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当时开封周围的军事形势是，金军已经占领西侧的洛阳，并且业已完成对东部山东和淮北地区宋军力量的扫荡，开封早已成为一座孤城，即便坚守也支撑不几个月，所以，建炎三年放弃开封也对当时军事大局没有关键影响。  
总而言之，金军在建炎元年至四年的三年南伐，犹如国共三年内战，富平战役又如淮海战役，这是宋朝北方主力的最后一战。此役之后，宋朝不仅在军队质量上远远不如金朝，数量劣势也开始呈现（南宋国防军体系规模长期仅在20万左右，而金的猛安谋克军扩充到20万左右，并且还有汉人伪军部队），更重要的是，宋朝五分之三的州县被金军占领后，财政系统被彻底损害，建炎年间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末年的五分之一。1130年之后，宋朝北征打败金军已经没有可能，犹如就像1949年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丢失殆尽，无力对解放军进行反击，即便是有美援到达，也没有可能翻盘，除非彻底改造自己的政治结构。  
(4)
富平之战后，随着旧的北宋军队都被消灭了。宋朝廷仅靠驻扎在南方的5万战斗力极差的禁军（中央军），根本无法抵御金军。于是，团练武装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等冉冉升起，犹如清代八旗绿营消耗殆尽后，湘军、淮军崛起。这些在战争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新式部队，战斗力要比宋朝政府的国军强百倍，所以到了1230年以后南宋的军事实力逐渐上升，以致有了郾城大捷，光复河南之地。  
![](/Media/editor/telegra2023-02-017886836990827586/2023-02-016573678878757584.jpg)
_南宋中兴四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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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中，认为此时南宋具备了光复中原的可能性，甚至认为是必然性，赵构的十二道金牌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果真如此吗？其实
**过激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会导致对时局的误判**
，就如今天民族主义者，会天天强调自己的进步，甚至夸大自己的进步，而没有看到其他国家也在发展进步，产生我升彼降的幻觉。了解历史也是如此，如果民族主义代入感太强，也会导致对历史的误判。  
从宋朝方面讲，虽然团练新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军事将领内部倾轧，各自为政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中兴四大名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岳飞几乎两两之间都有矛盾，当时在抗金前线的滁州通判王之道上书明确指出：“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相视如仇仇，相防如盗贼。自不能立功，而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官爵轧于己也。1240年，取得了顺昌（今安徽凤阳）保卫战胜利的名将刘錡，上书诉苦道：“顺昌孤城，旁无赤子相助”。岳家军在绍兴十年北伐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其他军队自行撤退，在占领郾城后就已经有孤军深入的危险。  
具体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飞跃提高，可以取得一些局部战争的胜利，但是南宋腐朽的政治和军事指挥调度体系并没有改变，所以，从国家层面讲，军事能力并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打仗打的是国家的组织管理能力。就像清末至民国虽然不断练新军，但是依旧不能改变中国屡屡受打的局面，形成一个有效的动员和指挥体系才是关键，只有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中国的军事力量才有根本提升，才真的具备了民族自卫的能力。  
所以，岳家军可以凭一己之力取得河南突出部战役的胜利，但是如果实现全面北伐的战略，则需要整个国家动员体系的配合。当时来讲，武将集团不会跟岳飞配合，文官集团更没有进行战争动员，支援战争的能力。所以，即便没有班师诏书，也不会无法取得更大的根本性扭转战局的胜利。因为，
**接着下去不是两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是国家管理能力和动员能力的较量，这方面南宋弱于金朝** 。  
  
（5）而另一方面，自从1230年之后，金作为一个新兴政权，也在迅速进步中，并且它的进步速度要远远快于腐朽的南宋朝廷。1235年继位的金熙宗犹如皇太极、忽必烈，大刀阔斧进行汉化改革，将部落转化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具体而言，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建议三省六部制，建立统一指挥军事的大元帅府，实行科举制，废除渤海、汉人猛安谋克，实现州县制，释放汉人奴隶，轻徭薄赋。因此，
**金人通过改革，它的战斗力，对中原的控制力在迅速增强，它能从中原吸取力量，支援持续战争的能力也在增强；北方士民对它的认可度，也就是统治合法性，也在迅速增强**
。  
还有一点，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取得的胜利，某种程度讲是女真统治集团矛盾纷争导致河南防御力量削弱的结果，外因占了相当因素。当时太宗系和太祖系的矛盾白热化，二者围绕是否和议，是否要让宋河南陕西之地发生了激烈矛盾，一会撤军，一会又要坚守，削弱了防御能力，给予岳飞可乘之机。犹如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去世后，因为阿里不哥系和忽必烈系的内斗，宋军在襄樊取得了辉煌战绩。但是郾城大捷后，金朝廷内部纷争平息，坚守河南陕西战略明确下来，重新聚集力量，准备以10万精锐南下，恐怕如果没有十二道金牌，岳家军与金军必然会有一场大恶战，胜负很难说。  
![](/Media/editor/telegra2023-02-017886836990827586/2023-02-018267736582827868.jpg)  
（6）总之，绍兴十年北伐中的郾城大捷固然是一个巨大军事胜利，可以看出岳飞的惊人军事才能，他远远胜过关羽、张飞，是中国武将的巅峰，但是单靠他一人努力，无力改变整个战局，就像汉尼拔虽然是天才，但是松散浮夸的迦太基终究无法战胜罗马。宋军的最乐观情形是多占一些河南之地，犹如东晋和南朝宋时期，也曾数次恢复洛阳旧都，但是这种军事占领无法持久，积蓄了力量的金人终究要夺回这些战略要地。  
  
**民族主义的历史书写，其基本套路是凸显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人物的重要性，寄希望于某个偶然性事件，或归咎于某个偶然性事件，而不是从民族文化或制度上做检讨反思**
，比如民族主义史学都将明代之亡国归咎于吴三桂开关，并不去反思明代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堕落，并不认为明朝灭亡是历史必然。  
同理，在民族主义不服输的意境之中，郾城大捷胜利的意义，以及半途而废的意义都是被夸大了，其实这对整个12-13世纪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影响不大。到1240年的时候，南宋已经基本从靖康之变中缓过神来，能够较有能力对付金，金也在北方站稳脚，
**这种长期的战略均势已经实现，金无力灭宋，宋也无力灭金，这是当时的现实，谁也无力扭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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