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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整理南方周末的仇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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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推荐】南方周末仇和十年全记录（近两万字）

法租界  [ 苏北新观察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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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宣布，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南方周末曾对这位富有争议的改革官员作过详细记录，在此与您分享：  
①《最富有争议的市委书记》，2004年2月5日  
②《记录仇和“副省长”轨迹》，2008年1月10日  
③《仇和造城，“书记主导”城市发展模式集大成者》，2010年4月29日  
整理：法租界（微信号：nfzmfz）

**1996-2005 宿迁改革**

> #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原载2004年2月5日《南方周末》头版 题《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记者 / 张立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己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仇和一个人走在一群官员前面，倔强而落寞 王轶庶 摄

1官场中的“恶人”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哦，你就在这长大的。”几年前的一幕，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  
2“政绩工程”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3治民之术“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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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4“一卖到底”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5为谁而改“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2006-2007 江苏治污**

> #  **仇副省长的轨迹**

**自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后，仇和几乎消失在公共舆论中，而事实上，其“副省长”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从宿迁市委书记仇和，到“副省长”仇和的角色转换亦有诸多鲜为人知之处。**  
原载2008年1月10日《南方周末》 题《记录仇和“副省长”轨迹》  
记者 / 鞠靖  
  
历史往往如此吊诡。  
2007年6月太湖蓝藻爆发期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在谈到对付蓝藻时半开玩笑地说，昆明曾从无锡引进太湖银鱼去滇池放养，结果这些鱼把滇池里能吃蓝藻的一种微生物吃掉了，所以滇池的蓝藻问题也很严重。  
  
半年之后，一纸调令，强势官员仇和飞赴西南，从江苏调往云南，出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原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给仇和的定义是——全国有名的改革家。

1“其前景已不言而喻”尽管2006年1月，仇和即担任江苏省副省长，但直到当年4月，才卸任宿迁市委书记。  
在这三个月中，媒体对仇和的报道骤减，仇和似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外界赖以判断其政治角色的省长分工亦迟迟未公布。  
2006年4月19日，江苏省长副省长分工被明确，仇和负责城乡建设、交通、环保、安全生产、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和苏北发展协调工作。  
这一分工迅速被各方解读。  
有人认为，环保、安全生产固然重要，但经常会为经济发展让步，而一旦出事，分管领导又往往成问责对象；人防地震、民族宗教工作亦是稳态工作；而城乡建设和交通虽重要，但“副省长”能发挥的作用往往有限。  
但在江苏官场，更多人却意识到仇和正处在一段新路程的起点。一位在省人大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官员分析，这一分工其实异乎寻常。  
来自内部的资料说，就在仇和当选副省长的省人大会议上，省人大从代表提出的六百多件议案和建议中挑选了8件，由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分别重点督办，而其中竟有3件和仇和分工范围有关：“关注民生，加强水源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确保生活饮用水源的安全”、“关于加大财政投入加快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关于促进污水场污泥资源化利用的建议”。  
在此之前，交通、安全生产主要由副省长李全林分管，建设、环保则由副省长何权分管，现在这些工作被重新组合到了仇和手中。  
当时，江苏省委党校一位教授认为，北京高层对科学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已明确强化，环保部门首当其冲；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由建设厅分管；而安全生产事故频发正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至于苏北发展，最近几届江苏省委都极为重视。“仇和接手的显然是‘烫手山芋’。还有不到2年就要召开十七大，党委、政府都将面临换届，仇和此时此刻被推上如此重要的岗位，其前景已不言而喻。”  
2人大代表的印象在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  
在仇和当选副省长的省人大会议上，常州代表团的戎林海等10位代表联名提交了上述提及的“关注民生，加强水源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确保生活饮用水源的安全”的议案。  
南京代表团的阚延静等10位代表同时提出“关于加强我省沿江城市水源水的管理的建议”的议案。  
这两个议案提出的背景正是2005年11月、12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广东北江污染事件。  
会议结束之后，当时负责省人大常务工作的副主任王武龙，将戎林海等人的议案列为亲自督办，该议案也成为当年的第0001号议案。  
这两件议案被移交给省政府办理，并限定在6个月内将办理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出报告。其后不到3个月，戎林海等人被请到南京，参加由省人大召集的议案督办会。  
戎林海记得，那次仇和亲自到会，向代表们介绍全省水资源保护的情况，与代表们一道研究目前饮用水源保护的对策及方法。  
尽管仇和是按照讲稿发言，但戎林海发现，他还是经过了认真的调研和准备，说话十分实在，态度十分诚恳。此后，江苏环保领域不断出现新动向。  
2006年10月，江苏省政府对外公布了《全省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方案称，该省将从2006年10月起用三年时间，在全省开展以治理环境污染和落实安全生产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作，以切实解决一些化工企业存在的安全和环保问题。  
同时公布的全省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中，仇和担纲组长。在此前的一次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仇和在讲话时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曾提出，到2008年底前，江苏将关闭淘汰2150家小化工企业，而截至2007年10月31日，仇和调任昆明前不到两个月，全省已关闭化工生产企业1934家。  
在江苏，化工是重要产业之一，关闭化工厂一直遭到各方抵制。戎林海说，他的一个学生家长在常州做化工原料生意，最近常抱怨无生意可做，“因为化工厂都关掉了”。“只有真正有狠劲、有魄力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2006年12月，在省委书记李源潮的支持下，江苏举办了第一期市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专题研讨班，在开班仪式上，仇和说，“环保，现在再也不是光喊领导干部‘高度重视’的层面了，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定量学习，一招不让地严格执行！”  
而2007年5、6月间发生的太湖蓝藻危机，则给仇和提供了一次施展拳脚的机遇。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仇和提到，太湖蓝藻危机实际上为环保部门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创造了极好的契机，水污染问题虽然是个老大难问题，但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这次老大终于重视了”。  
他的言下之意是提醒在场官员，有了高层的重视，再难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常州市一位在场官员事后回忆，当时他周围的好几个人都相视一笑。  
其后，仇和在治理太湖污染方面的举措不断推出。他提出，在环保上，要从重微观达标转到重总量控制；在市政建设上，工作重点要从保障用水供给转向保障供水安全；在产业发展上，要由重货币化成本转向更重环境和资源代价。  
7月7日下午，在三百多位省、市、县、乡四级主要负责同志的见证下，苏、锡、常、镇、宁五市的市长与仇和分别签订了《“十一五”太湖水污染治理目标责任书》。  
时任省委书记李源潮提出，要铁腕治理太湖污染，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闭，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要实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最严厉的整治手段，最严密的监控体系。  
3仇和的“强”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期间，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仇和展示出的执行力，在担任副省长期间，更多的人看到了决策过程中的仇和。  
  
仇和依然对数字如数家珍，有人清楚记得，在谈及全省花两到三年时间关闭小化工厂时，仇和放下讲稿，要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提前完成关闭任务，他当场将各市化工企业的总数、计划关闭的企业数量及其占总数的比重等数据一一背出，并且其间毫无停顿，令听者面面相觑。  
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仇和给官员们算过一笔账。  
“江苏的土地面积占全国1.6%，耕地面积占全国的3.8%，2005年的粮食产量占全国5.86%，棉花产量占全国5.66%，油料产量占全国的7.02%，为什么我们的总产能够高于我们耕地面积的一倍？是江苏这个地特别肥吗？肯定是肥的，但更多地是靠化肥，靠复合肥，靠激素，靠农药，靠除草剂。否则怎么可能呢？这就表示我们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乏力。”  
在谈及为何环保指标达标水质却在变坏时，仇和说，现在的环保主要指标是COD排放，其分母是GDP，GDP永远在增长，COD当然在下降。  
“老百姓可不管什么COD，他们只知道污染物总量在增加、水质在变坏，水不安全了，他们当然要骂娘。”仇和说，治理污染一定要从重视COD转变为COD和排污总量并重。  
在担任副省长之后，仇和的各种思考所得必须通过向上提建议的方式，才能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决策。在这2年间，仇和似乎不仅提出了很多建议，而且屡被采纳，当地政情人士认为，仇和的“说服能力”亦不输别人。  
在节能减排方面，2007年11月，仇和担任副组长的江苏省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江苏省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节能目标评价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评奖等……对未完成等级的企业，对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这些举措尽管是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出台，但都无一例外带有“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影子。  
仍然是太湖，在意识到养殖污染之后，仇和竭力主张“十一五”期间，对太湖围网养鱼面积应当“控制规模、逐步削减”，他提出“对国家批准的1万亩打感叹号，省里计划的1万5千亩打问号，多出来的其他面积打句号”。  
意即对国家已批准的面积予以保障，对省里计划的面积“存疑”，而对其他面积则坚决削减。曾有人为此向他进言，称太湖养的鱼可以吃蓝藻，希望多一些养鱼面积，但是仇和说，“鱼吃了蓝藻之后不还是排泄在湖里吗？它不可能排到长江里去啊！”  
4仇和的“和”早在仇和当选副省长之初，就有人提出，宿迁市委书记和副省长角色不同，后者更看重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在太湖蓝藻危机爆发期间，仇和展示了他“求和”的一面。  
  
在6月初的太湖治污现场会上，仇和本来是最高级官员，但出席会议的省水利厅一位官员却发表不同意见：  
2007年的太湖水位根本不是50年最低水位，最近5年的太湖水位全部低于2007年，因此不能将水位低作为蓝藻爆发的原因，因而也不能指望引江济太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和高层的观点不和。当时，太湖出现历史较低水位、气温偏高被认为是导致蓝藻爆发的重要原因，因而从长江引水入太，提高湖水流动性被寄予很大期望。  
这位副厅长摆出的诸多困难并非无中生有。从长江向太湖引水的常州枢纽设计时以向长江排太湖水为主，而现在整个枢纽完全是反方向运行，有很大风险。  
此外，按国家防总调度原则，从4月1日到6月15日，太湖水位应控制在3米以下，但由于蓝藻爆发之后的调水，从4月1日开始，太湖水位一直超过3米，已突破防总太湖防汛标准。  
为保太湖调水，苏州、常州两地的长江引水管道都被关闭，太湖向上海供水的闸门也被关到最小，如持续太久，苏州、常州和上海的用水将受很大影响。  
水利并不在仇和分管范围之内，当时一些与会人员开始窃窃私语，但仇和似乎很能接受水利厅的观点，在总结发言时，仇和改变了之前的口径，他说，蓝藻爆发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水不流通，不是水位低了”。  
仇和的改变还体现在他对下属的态度上，无论是对省环保厅、建设厅的主官，还是对不在自己分管领域的部门官员，仇和总不忘先强调，“你们才是这方面的专家”，言必称“请教”。  
看到这一点，更多的人相信这样的说法：“仇和在改革上看似特立独行，但始终很好地遵守着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比如，他对事很严肃，对人则极具亲和力，跟省里职能部门都保持着充分的沟通。’”  
仇和也会展示其幽默诙谐。即使在太湖危机那样的紧张氛围中，仇和亦不忘在讲话间歇讲一两个笑话调节气氛。  
一位与会官员回忆说，在谈到太湖围网养鱼问题时，仇和突然将话锋转到了螃蟹的胆固醇问题上。  
他说，他曾向渔业部门专家请教，得知苏、锡、常的螃蟹吃的是螺蛳、河蚌、小鳝鱼，全是荤的，而宿迁洪泽湖螃蟹的食物中却有30%是萝卜、山芋等素食，因为宿迁生活水平低，所以宿迁螃蟹反而胆固醇低。严肃的会场上第一次响起了笑声。  
而有时候，仇和也会用生动的语言来引出十分严肃的话题。  
2007年6月5日，第36个世界环境日上，仇和曾即席发言说，“地球是一个村庄，你我都是老乡；国家是一个家园，你我都是成员。”  
5另一面的仇和在尽量追求轻松的努力之中，仇和希望改变现状的急切却无法掩饰。  
同样是上述会议中，仇和希望有关方面把握好舆论导向，防止不良炒作，特别要请省政府新闻办把好关。  
说到这里，仇和突然放下讲稿，“今天新闻办的人没来，因为赶不上车就不来了，这是不对的”。  
而在谈及太湖污染之余，仇和也常常“跑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危化品生产污染上，似乎迫不及待就要布置另外一项工作。  
与环保和苏北发展相比，鲜有人能说出仇和在城市建设领域的新举措。  
省建设厅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建设厅的会议，仇和有空即来，但并没有提出很特别的要求，有官员认为，这显示出，在仇和的议程中，事情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  
2007年，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到江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仇和全程陪同，本报记者曾跟随采访，却发现此时的仇和十分沉默。  
安全生产领域或许是仇和留下遗憾的工作之一。  
2007年4月15日的“如东海难”，仇和指挥搜救，但亦有19人死亡；2007年11月14日，无锡市区某工地发生建筑安全事故，6人死亡；2007年11月27日，盐城响水一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由于抢险措施不当，造成8名抢险人员死亡。  
仇和为江苏做下的最后一项具体工作也许是“宿淮铁路”获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该铁路西起京沪铁路的符离集站，经安徽灵璧、泗县和江苏泗洪、宿迁，接入淮安境内的新长铁路袁北车站，总投资约47亿元，全长203公里，其中江苏境内长92公里。2008年初开工建设，2010年底建成并投入运营，将成为连接皖北和苏北的“钢铁大动脉”。  
  
 **2008- 云南拆城**

> #  **“仇校长”造城**

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不在于个性官员仇和，也不在于具体的蜚短流长，而在于这里演绎着中国城市化疾进道路上的轨迹和困惑的加强版，谁的城市？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  
原载2010年4月29日《南方周末》 题《仇和造城 “书记主导”城市发展模式集大成者》  
记者 / 吕宗恕  
  
连昆明天上都没飞过”的仇和，把“仇旋风”从平原宿迁刮到了高原昆明——治滇、种树、造城，“春城”再不平静。  
两年半前，就职发言中他说，“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看起来，修补巨轮的任务比掌握航向来得更为迫切。昆明的城市面貌被耽搁太久了。  
2010年4月16日，昆明市委办公大楼二十三级台阶前，仇和弓着腰，三步并两步，两步并一步急冲上去，正如他治下的昆明要“跨越式发展”一样，不能等，不回头。

1昆明，在哪？仇和来之前，春城相当于“村城”。上一次昆明城市名动天下，是因为举办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那会儿，上海的世博梦想还在襁褓，仇和正在江苏沭阳做县官，忙着电视曝光庸官。  
由于早期城市规划阙如，园博会过后的昆明，市区老旧房子密集、城中村数量繁多，城市绿化水平不高，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历经十三年，三届政府的努力，也终未成功。  
创卫也是如此，2000年创卫专家组到昆明一圈暗访后只抛下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创卫不可能”。  
最堪代表的是，没有配套好学校、医院、超市等公共设施的北市区小区一度被昆明人称为“睡城”——白天来主城区上班，晚上回北市睡觉。  
昆明规划之耻，人人皆知。李德昭、胡星、曾华等连续三任规划局长落马，震惊全国。一地产商直言，仇和来之前的十年，春城相当于“村城”。  
追根溯源，昆明定位总在旅游与工业中摇摆。时任省委书记的令狐安曾矢志“绿色生态城市”，后来，昆明突然转打工业牌，要命的是，除了烟草、磷化工，似乎找不到更多工业支柱。  
昆明，在哪？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下滑的数字却令人揪心，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两年排名下滑28位；2007年，昆明市的GDP竟比同处西部的成都落后了将近2000亿元，当地干部的心理底线一退再退，不如成都，不如南宁，甚至与贵阳也有距离了。  
陌生的仇和突然就来了，昆明人很快从电视上发现，这位新任市委书记说话“嘣嘣嘣”、走路“咚咚咚”，很有些不一样。  
2仇老师、仇校长“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仇和读了很多书，他从市社科院找来《昆明通志》，还有厚厚的市情蓝皮书，仇和还走了很多路，去滇池，进城中村，几乎满城跑，女宣传部长后来连高跟鞋都不敢穿，生怕跟不上。  
一位干部回忆，每到一处，仇和总跟老师教学生一样，对着山山水水总能道出一串串数据来。在调研的车上，他也总是像老师一样，要求各位“别拉窗帘，要看看外面城乡建设”。  
没有在昆明天上飞过的仇和，几乎不需要过渡的时间，就对于脚下的这座城市，显示出老师般成竹在胸的指导欲望。  
城区二环高架建设是三年任务一年完成，不少人担心工程质量，仇和对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梁晓谷说，“晓谷啊，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晚上你拿一个手电筒去桥下照照，水泥颜色是不是一样，桥梁平不平，一照就知道了。”  
很多城市的行道树周边都用水泥砖或大理石条砌成护台，美观而整洁，可仇和要求昆明不要学，没有护台的话，雨水能流进树坑，渗透下去，既能收集雨水，也浇灌苗木。  
受访的多名官员均称仇和对于城市改造的熟悉简直像本百科书。私下里，他被戏称为昆明这所学校的“仇校长”。  
这显然是一位急切的校长，“只要50%同意，我就干了；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这几乎就是仇和造城的最浅显的注解。  
昆明显然不同于他旧日执政的宿迁，容不得推倒重来。在紧密调研昆明十大公园后，仇和开出了一剂貌似温和的药方，“昆明要建森林式、环保型、园林化、可持续发展的高原湖滨特色生态城市。”  
他还说过一句充满诗意的话，“城市是一尊雕塑，是凝固的美，一旦形成不可改变。”问题是，这雕琢的斧凿首先该向哪里？  
3治滇，先治官“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现实帮他做出了选择。  
滇池污染恐怕是昆明城市建设史上最尴尬的一笔，至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滇池已成一湖污水，蓝藻经年爆发，污染最严重时，湖水似油漆，扔进池中的瓶子都沉不下去。  
每年，全国两会上总有云南代表反复埋怨，国家治理滇池的投入甚至不如东部城市的一个零头。后来干脆连污染的真正原因都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2008年元旦，在昆明市环保局调研时，仇和抛出“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之言，语惊四座。  
宿迁之后，仇和曾任江苏省分管环境的副省长，经历过太湖蓝藻爆发，后来亲任太湖湖长。沿用这一经验，昆明35条滇池进出河流都有了河长，书记仇和当河长的标示牌就竖立在盘龙江边，以告世人。  
河长也好，湖长也罢，最根本的就是责任倒逼，任何人都难置身事外，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记得，仇和第一次到市文联调研，却指着不远处的滇池说，治理滇池不能慢吞吞的，话音甫落，文联也有了治滇任务。  
仇和很急，“在2009年底前，入滇的35条河道河水变清。一年内让盘龙江水变清。”他规定，所有河长每半月要巡河一次，现场解决河道整治中的问题。有次巡河，当地基层官员又习惯性地以资金不足来推脱，仇和扔下一句：“有钱，傻子也会治。”  
直到现在，身兼东大河河长的汪叶菊从未感觉轻松，因为仇和已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制。受此刺激，各河长纷纷想着法子，组织队伍拆除河两岸的违建，搬走水域附近畜牧养殖，设法把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线。  
两年后的今天，《昆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龚庆萍发现盘龙江水真的变清了。而所谓的投入资金，依旧难敷缺口，很多官员不得不佩服，“仇和书记真不一样！”  
然而，还是有人不认同，滇池卫士、2009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就质疑，“35条河流进滇池的清水，就如矿泉水倒进了大染缸，还是一片黑。”他指责，仇和采取的环湖截污其实是把污水全部转移到金沙江，流入长江了。  
截止到2009年，投入滇池治理的经费已达66.5亿元，但水质全年仍是劣五类。  
4种树是“第一形象”“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滇池要治，树也要种。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仇和，在昆明同样推行宿迁“暴风骤雨般的种树运动”。  
在宿迁，他逼农民种杨树，房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到了昆明，这个标准变更为，“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原打算撤并的园林局，到了他手上不仅未撤，反而职能有所增强，即园林绿化局。  
仇和不能容忍“种树不浇水”，2008年6月，他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半年后，该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他愤而责成纪委对市园林绿化局局长问责。局长被停职后，24辆洒水车终于到位。  
“绿化是第一环境、第一形象……”仇和总是说，……搞绿化永远不会过头，抓绿化怎么强调、怎么重视都不会过分。  
“见路栽树、见土植绿，拆房建绿、退厂增绿……”这都是仇和治下城市绿化的操作标准。  
很快，行道树从一排种成两排，甚至三排，当地人戏称“双排扣”“三排扣”。据称，有家银行门口两座石狮之间被干部要求种下一棵树；有干部要把树栽在变压器下；有工人在盲道上也挖了树坑，造成一老人不慎落入。  
滇池路是昆明的一条景观路。2008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火炬，已长成型的中间绿化带被插栽了不少乔木和彩叶树。因昆明地处温带，植物生长异常茂盛，如今，乔木成林。一位业内人士忍不住担忧，不用三五年，中间绿化带会和行道树一样遭遇密度过大问题，到时不得不间伐或移栽。  
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陈波总结仇和的执政思想是“制度创新+社会动员”，种树亦是如此。早在两年前，昆明市委市政府以红头文件来推动城市绿化，并规定如果不能参加义务植树者，每人次必须补缴十二块五。哪知，此举遭到《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义务植树岂能强制收费。  
“2008年一年昆明搞绿化植树量是过去十年的总和。”现在，有官员笑称，树多得基本达到书记要求的“白天看不见太阳，晚上看不见灯光”的标准了。  
5拆字当头的争议“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仇和上任后，没有按前任计划把行政中心立即搬到呈贡新城，而是扭过头向336个城中村动起了刀子。  
用他的话说，城中村是顽疾，只要“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足见其铁腕决心。  
尽管有人质疑城中村改造背后若隐若现土地财政的影子，但拆字还是转瞬贴满昆明的大街小巷。  
仇和还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  
人民西路94号大院龙斯猷老人气愤地指责，云南省广电局生活小区使用不到三十年，就被当做城中村项目要求限期拆迁。2008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竟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被指为拆迁搭车。  
一时非议如潮，据了解，今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位当地官员还记得，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也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打工子弟。  
被勒令拆除的还有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不少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  
为了市容，仇和顾不了那么多。但一纸行政指令仍难抵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仍属于必拆范围。  
仇和难得遭遇事实上的挫折，一次会议上，他也难掩无奈，“为什么防盗笼难以改过来，因为没人代表公共利益说话。”  
他自认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比如，他相信，城中村的农民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因为补偿标准高，拆一次，富一截。  
昆明市政府有关人士也坦言，书记的想法是好的，也是大家赞成的，不过有些在具体操办中被改走了样，所以他对此也深恶痛绝，多次要求改进。  
6灵魂，丢了？“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2010年，仇和说，昆明要工业强市，实现三年倍增六年跨越，有人这才自觉恍然大悟，前面两年天翻地覆的真实逻辑，“城市面貌变了，环境好了，招商引资才更有可能。”  
拖延了两年的新城搬迁计划也终于启动，预计到今年底，昆明市相关职能部门将迁往滇池东南岸的呈贡县。  
占地超过30平方公里的呈贡新区全部建成时将聚集十所大学和一批高科技产业园区。按照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侯明明的说法，这其实是错误之举，新区与主城区迟早会连接成片，而滇池已不堪重负，无法承载更大的环境容量，昆明应量水发展。  
在社科院院长龙东林眼里，这样的声音并不了解仇和，“行政中心漂移”是带动城市新发展的有效策略，深圳就是数次行政中心漂移而均衡发展的典范。  
奔着发展的目标，昆明想摘夺的称号还真不少：区域国际化城市、国内最佳投资城市，全国最安全省会城市……用当地人的话说，只要有的称号，昆明没有不想争的。  
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名目支撑起来的新昆明丢了个性，丢了灵魂。昆明市发改委主任胡炜彤则解释说，千城一律，这是全国现象。  
侯明明一直怀念昆明曾经湿地与城市交融而形成的碧水蓝天、性情慵懒的年代，如今，这一切早已逝去，“昆明除了四季如春的自然条件，建筑与内地没有任何区别了。”  
被称为城市多元文化象征的报摊，在昆明也日益少见了。人民西路一家报摊老板抱怨说，城管部门开始严控街头报摊，一度要求报摊进公厕，被市民拒绝后才有所改善。  
曾在云南省委政研室担任过副主任的孙官生也不舒心，“我省的一些城市突然患上了‘城市洁癖’的怪病，以‘旅游城市’、‘与国际接轨’为由，把小摊贩撵得鸡飞狗跳，难道一个旅游城市一定是一个没有小商小贩的城市吗？”  
“难道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这些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却或许是新昆明难以释怀的。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4月12日，有百余年历史的聂耳故居在五华区以“落架大修”为由，被夷为平地。  
而去年为迎接蒋介石而建的紫园，还有石屏会馆、石房子——李鸿谟故居、故园——潘朔瑞故居、袁嘉谷故居、沈醉故居等都已改建成了高档餐厅。  
孙官生对此痛心疾首，没有了历史的昆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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