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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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郝诗楠李明炎[政治学评介]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出于对自上而下压力的回应以及对自身权力资源被剥夺的担忧，地方主政者解决诸如环境污染这类“大事”的合理做法就是在短期内密集地处理先前积累的庞大违法“存量”。换言之，这种“速效逻辑”是地方政府发动运动式治理的充分条件，也同时印证了“集中力量”的必要性。在此种逻辑的作用下，L市党政班子迅速发动了在时间上“求快”、在力度上“求强”的“环保攻坚战”。作为一种运动式治理的形态，“环保攻坚战”运行的核心机制是定向资源动员，而其中又包含了高层集权、准军事化话语建构以及民意（有限）引入三个支撑性“子机制”。首先，资源的集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力的集中。在立下“军令状”之后，L市市委、市政府便通过市委组织部，迅速从全市各个机构抽调了100名科级干部进入环保部门，尤其是市委环保督察组以及新成立的“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攻坚突破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环保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二是财力和物力的集中。随着环保攻坚领导小组的成立，L市财政紧急划拨了3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环境治理。三是执法资源的集中。L市整合了纪委、公安、城管、环保局的执法力量，在环保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环保攻坚办”）下设了执法执纪组，一方面便于协调各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另一方面还可以对相关失职的干部直接进行问责。